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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界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改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
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平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对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
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因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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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买卖。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
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中国古代的大地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
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