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拆迁款，又迅速返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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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拆二代们

拿到赔偿款后，20多岁的李磊辞去了在汽修厂的工作，沉溺在钞票创造的夜夜笙歌之中。

他成日和附近的“拆二代”混在一起，天天泡吧、喝酒。夜店一晚“就消费好几万，点的都是最贵的888，皇家礼炮”，李磊说。他记忆中，纵情声色的时光十分绚烂，大家轮流请客，轮番开销，日子确实潇洒。

本来，李磊计划着，吃吃喝喝就算了。他的父母也觉得，吃能吃去多少，由他造吧。这个家在贫穷中浮沉多辈，如今终于过上了新生活，享受几天也没错。

不曾预想，天天在那些地方混，李磊又不懂得低调，兜里有点钱就嚣张起来，天天吹嘘家里有多少钱。一来二往，有心之人盯上了李磊。没过多久，黄赌毒他全染上了。

因为赌博，李磊家拆迁赔付的近200万元现金，几乎拱手让给了赌场。刘明回忆那之后的李磊，“整天看着人不人鬼不鬼的。”那时候李磊结婚不久，老婆也跑了。到2017年整村回迁，李磊家里连装修的钱都掏不出来。好在，他们靠卖了一套拆迁房，简单装修了剩余3套房子，住上了人。

到如今，李磊35岁了，多年放纵喝酒的潇洒日子让他的肚子形成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弧度。见面那天，兴许是为了表达尊重，李磊的头发上明显上了一些发蜡，只是可能因为没有控制住量，有的地方已经泛起了白絮。

问到最近在忙什么，李磊翘着二郎腿，嘴巴的烟一根接着一根，“跟俺伙计弄了个项目，搞直播电商。”但往细处问，他露出明显的局促和慌张：“小生意，小生意，不挣钱。”刘明则说李磊：“你听他胡吹。什么直播，一天直播间都不超过5个人，就是混吃等死呢。”

赌与毒，是很多拆迁返贫的最大祸首。

“这俩东西是真花钱，真上瘾，跟无底洞一样。”刘明无奈地说。他想起自己的表弟。小时候挺乖一娃，话也不爱说，戴个眼镜，看着文气得不行。家里人都说光看那白净的长相，慈眉善目的，以后铁定有出息。

确定拆迁后不到一年，刘明的这个表弟就被“有心人”盯上了。他被带着沾染了“哈哈”，吸得不见人形。1米83的个子体重只剩80多斤，以前没啥血色的脸，现在更没血色了。后来，他因为携带被抓，坐了7年牢，打官司又从家里掏了几十万。刘明感慨，表弟一家的拆迁款，就被毒品这一样掏空了：“他和媳妇结婚才3年，进去时候娃刚生，等出来，娃都要小学毕业了，至于婚，当然离了。”

村里类似李磊和刘明表弟的人并不少，刘明想了想自己彼时同村一起上过小学的同学，“满打满算30来个，20多个都混的不咋样，反正我们那届没几个在外面混出眉目的。”

刘明想不通，以前在村里，大家上市场买个菜为几毛钱的零头都能跟人在街道上大吵大闹砍半小时价，怎么一旦染上了赌博和毒瘾，几十上百万就可以这么随便扔出去了呢？当然，刘明也清楚，有些人虽然不是自己主动入了赌局，但被盯住的“肥羊”又哪能辨别出什么是陷阱，什么是好意。

拆迁款下来后，村里人舍不得分开，都会集中租住在附近其他的小区或城中村里，而一堆人的集聚也引发了别人的猜测和打听，一个地方猛一下有了很多新鲜面孔，“麻将馆，地下赌场，开老虎机的，自然闻着味就都来了。”有的老板更夸张，会直接腆着脸请村里人去自己开的赌场里玩，话术也好听“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享受生活的时候到了。到我那娱乐娱乐，吃喝免费还有专车接送，保证你们玩个痛快。”

“一般刚开始玩，也会让你赢几把，感受一下快乐，但一旦上瘾了，那也就是鱼该上钩了。”刘明回忆着他见过的那些寻着村民们找上来的赌场。赌场都是专门做的局，哪是村民们想赢就能赢的。村里人哪懂这些，说白了，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不心疼，都变成数字了。越输越红眼，越红眼越输更多。“财富和智商不匹配。”刘明感慨。

受不了挑逗和诱惑的，坚持不了多久就会下场，而一旦上了头，便再也很难从牌桌上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下来了。

输光了口袋里的钱也不要紧。人家知道你是拆迁户，还有房，那就按手印让办抵押贷款。赌场楼下就是钱庄，想提几万就提几万，也不过就是签个字按指头印的事。

尽管已经输得急红眼了，也有老父亲拄着拐棍跑到赌场哭闹下跪，劝儿子戒赌的，但总想着赢钱补仓回本的人哪能听得下这种劝。还有一家人，刘明回忆：“过年除夕，讨债的进了家门，把家里老太太硬生生气死了。哎，不能多说不能多说，真是造孽。” 刘明感慨。

村里人现在评价本村年轻人的用词已经从最早时候的年轻有为，变成了“乖”一字概括，问到具体“乖”的维度，也无外乎，“人家那个娃娃不胡成精（陕西方言，比喻不务正业），不乱花钱，不出去黄赌毒，最起码有班上。”

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后，很多根本不愿住在安置区，要去更好的商品楼、有品质的好小区住。加上近几年对于学区医疗地段的炒作，很多拆迁户也倾向于购买商品房，这也将很多家庭的存款消耗殆尽。

过往，有些人家靠出租安置房挣钱。在当地，这样的房子租金价格约2000元，出租3套房产生的6000元，远远达不到支撑每户6到7口人日常生活开支所需。

在刘明看来，突然暴富带来的安逸和闲适，让村里的年轻人失去了奋斗意识。“村里多的是不思进取和坐吃山空的人，”刘明回忆。

孙莉莉有点难过，“不是我说，我们这种村子，基本没一个有出息的娃们。”尽管孙莉莉说得有些绝对化，但认真盘算起村里得知拆迁后还能好好上学的孩子，“确实是刨不出来一个，别说考上一本大学，就是二本都简直都是祖上冒青烟的程度了。”

孙莉莉如今的心思全操在了自己刚上初二的孙子身上，“他爸是指望不上了，就看我们家这个还能不能给咱念下书，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孙莉莉羡慕的人，是小区外围那对租了铺子卖快餐的四川夫妇。“一天就靠卖盒饭，硬生生供给了两个大学生，那么小的店面，满打满算不到15平米，一天来来往往的都是人，娃在那种情况下不仅帮他爸妈干活，还能不受影响学习。”

这种艳羡，会在想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偶尔冒出来。“哎，净跟村里不三不四的娃们胡混，成天说要发大财，今个投资加油站，明个说要搞自媒体，但只见光找各种理由问我要钱，从来没见往回拿过的。” 孙莉莉不明白，明明只要安分过日子，不想着天下掉馅饼的好事，原本凭借这些拆迁款加上出租房屋的租金，“怎么都能养活起家，但咋就逼的都出去捡破烂了呢？”

孙莉莉也不知道要怪谁，失去土地的人们，无所事事成了最大的事，凑在一起除了打麻将就是打麻将，“打麻将打得不管娃并不是啥新鲜事，村里的人都这样，没有办法不受影响的啊。”

被投资掏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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