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是对「三联生活周刊」新刊的简要概述，聚焦于我们如何面对哀伤的主题。文章涵盖了多个角度对哀伤的处理和应对方式的探讨，包括面对至亲离世的心理反应、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个人和团体如何应对哀伤等。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文章主题和背景介绍
本文是对「三联生活周刊」新刊的摘要，主要围绕“我们该如何面对哀伤？”这一主题展开，涵盖了多篇关于哀伤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哀伤的处理和应对方式。
关键观点2: 不同人对哀伤的体验和反应
文章提到，每个人在面对至亲离世时都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反应，这些反应可能包括否认、愤怒、抑郁等，而且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关键观点3: 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哀伤的影响
文章指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对哀伤的处理方式。在一些传统社会中，死亡是一个社区共同面对和处理的事件，而在现代社会中，死亡变得越来越陌生和私密化。
关键观点4: 哀伤的处理和应对方式
文章介绍了多种处理和应对哀伤的方式，包括情感支持、专业心理辅导、互助团体等。同时，也提到了不同的哀伤干预方法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关键观点5: 文章总结和呼吁
文章总结了哀伤处理的复杂性，并呼吁人们更加开放地谈论哀伤，寻求专业帮助，以及尊重每个人的哀伤过程和感受。
正文
周刊同事驳静成长于浙北农村。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符号，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是寻常的。驳静阿太
（外婆的妈妈）
房间里，紧挨着床，摆着一副黑棺。阿太与它同吃同睡。驳静家对面房子里住着一位锁呐先生。小时候，但凡哪一天天还未亮，有刺耳的锁呐声响起，她就知道，接下来会有葬礼。围观葬礼，是驳静小时候挺喜欢的活动。她会跟着送葬队伍，观察那些又哭又唱、扒着棺材不肯放的女人。根据传统，逝者下葬之前，要停灵七天。下葬后要“做七”，从“头七”到“七七”，都要进行庄重的祭奠活动，家族的同辈亲戚都会到坟上祭拜。随后还有周年祭，直到三周年后，习俗上的悼念流程才会正式结束。
而在今天，特别是在城市中，死亡对于许多人都是件极其陌生的事。它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死亡是在医院里发生的。一个人在城市的家里去世，120的医护人员会很快就将遗体运去医院的太平间。在大城市，遗体一般会在三、五天内火化。在殡仪馆举办简单的遗体告别式，就是亲友们最后一次见到逝者的机会。
许多人是在不知所措中仓促地走完整个过程，很少有人能够从容圆满地完成和亲人的告别，让自己的哀伤充分的表达和化解。
《走走停停》剧照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死亡是一个社区共同面对和处理的事件。人们会在丧亲者的周围形成一个紧密的支持网络，共同度过艰难时刻。但在今天，家庭越来越小，社会关系越来越疏离，也使得丧亲者能够获得的情感支持变得越来越有限。
当人们仓促、孤独地面对哀伤，会发生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李洁曾遇到一个来访者，在丧亲第一年时适应得非常良好，可以正常工作，也不再会像刚开始一样整日哭泣，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惊恐发作，哀伤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了。而在哀伤支持沙龙中，也经常会听到丧亲者向同伴者享自己的困惑：
为什么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好起来”？我现在进入哪个阶段了？我还要多久才会“恢复原样”？
事实上，丧亲带来的哀伤是心理学最复杂的课题之一。在情感上，它有时会混杂内疚、愤怒、失望、悲痛等多种情绪类型；在认知层面，它又可能涉及否认、困惑等念头。哀伤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有研究证明，当至亲之人离世时，就连人的心脏收缩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遭遇不同的关系丧失时，产生的哀伤反应也是千人千面。
在中国，哀伤的处理还有另外一重复杂性。《哀伤疗愈》作者，亚美哀伤咨询培训中心首席咨询师曾应上海徐汇区卫健委邀请，为社工与失独家属进行讲座，但结果出人意料——60%的听众表示不愿再听类似内容。经过反思，刘新宪认识到，
哀伤干预不可避免会提到“死亡”“痛苦”“绝望”，但很多中国丧亲者此前从未接触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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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味》剧照
人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丧亲者的哀伤。刘新宪告诉我们，在面对丧亲者时，外人随口说出的“我理解你的感觉”，会让他们感觉不适：“不是身处其中，你怎么会理解我的感觉？”
还有中国人习惯的“节哀顺变”的安慰，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潜藏着一种期望，要求丧亲者压抑他们的哀伤，不要把哀伤负面影响传递给他人。”
此外，“您一切都好吗？” “请告诉我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事”等安慰则过于抽象空洞，而“您一定要坚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等都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对方把内心紧锁而不是把痛苦释放”。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宁宁曾经做过关于哀伤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双方体验的哀伤情绪程度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在亲近他人面前表露的情绪要比瑞士人低得多。与此同时，当表露情绪时，中国人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表达对死者的内疚和自责，而非传递积极感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观察，
“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和规范已经被社会流动打破，没有什么可以真实地抚慰人的丧失感，人们只能靠一个人自洽、自愈、自渡，自己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社会将哀伤视为社交的禁忌，缄口不谈；个人将痛苦的内心封闭，成为孤岛。种种因素都会让至亲离世成为一道隐秘的伤口，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丧失和漫长的痛苦。
《河畔须臾》剧照
没有人应该在如此痛苦的时刻成为孤岛。程伟文七年前加入了香港赆明会这个提供临终陪伴和哀伤辅导的机构。此前，他已在香港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等机构从事了二十多年的长者服务工作。 那一年，母亲病重住院，程伟文辞去工作，在医院做了两个多月的陪护。母亲临终前，医院的“院牧”
（在医院中从事心灵关怀的专职人员）
握着他的手祈祷。院牧的话，程伟文曾无数次在工作中说给服务对象听。可当自己成为那个需要安慰的人时，那些话却如同第一次被听见，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与慰藉。正是因为这种切身体会，在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程伟文把目光投向了赆明会。
赆明会这个机构，就在香港一栋居民楼的三层平台上，抬头就能看到四楼邻里伸出的晾衣杆。这样的社区嵌入，正呼应着“老龄化邨屋”逐渐浮现的现实需求：当年搬入这里的年轻家庭，如今已经与整座屋邨一同老去。
中国内地的哀伤辅导虽然起步较晚，但也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记者魏倩旁听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临终陪伴和哀伤处理的直播，也加入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支持的互助团体，他们每月都会组织针对丧亲者的支持活动。
公开谈论哀伤，向同行者和专业人士寻求心理支持，正在成为一些人们渡过生命至暗时刻的选择。
其实，哀伤本身并不可怕。
正是因为有爱，我们才会哀伤。失去至亲之后，生活不会恢复“原样”，但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运转下去。
用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李洁的话说，“亲人去世后，生活中从此就拥有了两个房间，在丧失导向的房间里你会感受和面对自己的哀伤，在复原导向的房间里你要应对其他的生活和角色。哀伤的适应不是你在这个房间待够后就把它埋掉、摧毁，再也不必回头，而是你慢慢学会在这两个房间里自由来去，灵活地选择自己可以在哪里，待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