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影片将其塑造为一位生存在历史与现实夹缝中的边缘人。她是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化身,是沉默而真诚的反抗者、自省者与同情者,是失落的知识分子的象征。
一方面,郭建波追求个体的自由,反思集体主义的历史创伤。影片中,母亲纪明岚虽笃信佛教,但性格专制独断。退休的她热衷于组织社区的各种集体活动,影片伊始,刚刚调查过女童性侵事件并掌掴性侵者的郭建波回到家中,恰好碰见母亲在组织街坊邻里排练合唱,“我和妈妈的手紧紧相牵,母亲对我百般呵护”的朗诵词与母亲对郭建波抽烟的斥责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这是理想化的母亲/女儿、国家/个体关系的现实遭际。
郭建波故意拧开水阀,造成房间漏水,以此驱赶排练的一众中老年人,可谓个体对喧哗的集体的一种戏弄。
在朋友家觥筹交错的聚会上,郭建波与身为作家的朋友父亲探讨写作,追问特殊年代里的个人遭遇,这是当下对历史的不懈追问。正因如此,观看《春潮》总让我想到同样执着于发掘历史创伤的王小帅的《闯入者》。可以说,
历史的幽灵从未远去,它藏身于一代人的骨髓与血液里,有的人习焉不察,有的人有意逃避。
郭建波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情现实中的弱者,同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她一起出道的同学早已在权钱交易的熟练游走中高升,而她始终没有学会向现实低头。她宁愿追随落魄的艺术家男友,也不愿在报社领导“搞定他,为了阿姨、为了婷婷”的指示下亲近经济开发区主任。在报社领导、经济开发区主任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天幕之下,她选择不随波逐流、不依附他人。
当然,郭建波算不上称职的母亲,她与女儿单独相处的快乐时光屈指可数,几乎缺席了女儿的童年。她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也让自己付出了种种代价:原本就狭小简陋的单位宿舍被新人挤占,家中房间的个人物品也被母亲随意烧毁。这种空间上的驱逐与挤压,反映的是她身份的多余:她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不仅在过去无立锥之地,在如今也难以容身。
影片中母亲批评郭建波不赞美国家、开发区领导向她阐述国外体制的弊端,放到全球疫情导致民意沸腾的当下,更别有一番意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春潮》中有大量并不突兀的意识流书写与符号建构。梦境中被捕捉的羔羊、牢笼里的长颈鹿、高耸的厂房烟囱、出现在车厢中与湖水里的红衣女人、一路跨过江河北上寻找祖父故乡的台湾青年,都赋予了影片更为开阔的阐释空间。当然,《春潮》中最为重要的符号还是“水”,无论是厨房中的水,撒入骨灰的湖泊,还是盲人青年口中的大海。影片赋予了澄澈的、包容的、柔软的、自由无碍的水以冲决与涤荡旧事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