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潮》：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无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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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将其塑造为一位生存在历史与现实夹缝中的边缘人。她是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化身，是沉默而真诚的反抗者、自省者与同情者，是失落的知识分子的象征。

一方面，郭建波追求个体的自由，反思集体主义的历史创伤。影片中，母亲纪明岚虽笃信佛教，但性格专制独断。退休的她热衷于组织社区的各种集体活动，影片伊始，刚刚调查过女童性侵事件并掌掴性侵者的郭建波回到家中，恰好碰见母亲在组织街坊邻里排练合唱，“我和妈妈的手紧紧相牵，母亲对我百般呵护”的朗诵词与母亲对郭建波抽烟的斥责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这是理想化的母亲/女儿、国家/个体关系的现实遭际。 郭建波故意拧开水阀，造成房间漏水，以此驱赶排练的一众中老年人，可谓个体对喧哗的集体的一种戏弄。

在朋友家觥筹交错的聚会上，郭建波与身为作家的朋友父亲探讨写作，追问特殊年代里的个人遭遇，这是当下对历史的不懈追问。正因如此，观看《春潮》总让我想到同样执着于发掘历史创伤的王小帅的《闯入者》。可以说， 历史的幽灵从未远去，它藏身于一代人的骨髓与血液里，有的人习焉不察，有的人有意逃避。

郭建波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情现实中的弱者，同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她一起出道的同学早已在权钱交易的熟练游走中高升，而她始终没有学会向现实低头。她宁愿追随落魄的艺术家男友，也不愿在报社领导“搞定他，为了阿姨、为了婷婷”的指示下亲近经济开发区主任。在报社领导、经济开发区主任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天幕之下，她选择不随波逐流、不依附他人。

当然，郭建波算不上称职的母亲，她与女儿单独相处的快乐时光屈指可数，几乎缺席了女儿的童年。她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也让自己付出了种种代价：原本就狭小简陋的单位宿舍被新人挤占，家中房间的个人物品也被母亲随意烧毁。这种空间上的驱逐与挤压，反映的是她身份的多余：她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不仅在过去无立锥之地，在如今也难以容身。 影片中母亲批评郭建波不赞美国家、开发区领导向她阐述国外体制的弊端，放到全球疫情导致民意沸腾的当下，更别有一番意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春潮》中有大量并不突兀的意识流书写与符号建构。梦境中被捕捉的羔羊、牢笼里的长颈鹿、高耸的厂房烟囱、出现在车厢中与湖水里的红衣女人、一路跨过江河北上寻找祖父故乡的台湾青年，都赋予了影片更为开阔的阐释空间。当然，《春潮》中最为重要的符号还是“水”，无论是厨房中的水，撒入骨灰的湖泊，还是盲人青年口中的大海。影片赋予了澄澈的、包容的、柔软的、自由无碍的水以冲决与涤荡旧事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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