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6至1978年间，王先生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区主持发掘了墓葬85座。在鱼儿沟车站东、阿拉沟谷口西岸发掘的四座竖穴木椁墓，即习称之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文物极为珍贵而且丰富。其中以金器最多，见有虎纹饰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狮纹金箔、兽面金饰等，另有银器、方座承兽铜盘、漆盘、丝织品等。王先生在其执笔的考古报告中，参考苏联的中亚考古成果及史料文献提出了“塞种文化”的新概念。汉文史料中的塞人，常常被对应于波斯文献中的“Saka”。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代以前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天山和帕米尔一带，大月氏西迁后将塞人赶出了伊犁河流域。王先生在《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中结合阿拉沟东口墓葬及新源县出土青铜器、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详细论述了其为塞人考古文化的观点，并指出其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塞人考古文化的形成与提出对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新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遗存的讨论。
在阿拉沟东口墓葬发掘成果刊布后，黄金大墓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精美的黄金猛兽身上。时至今日，阿拉沟东口出土的金器，也依然是新疆博物馆最耀眼的藏品之一。
然而在王先生看来，阿拉沟考古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木椁墓出土的这些金器，令他更为兴奋的是，阿拉沟东口墓葬是一扇通往古代丝绸之路天山通道的大门。
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多元性以及与周边地域的联系性着实令人惊叹。王先生提到在阿拉沟28号墓中出土过1件凤鸟纹刺绣，在18、23、30号墓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黑地红彩云气纹漆器，这些显然都是产于中原。而最近的研究也证明阿拉沟出土金器中的动物后肢向上翻转的造型，与阿尔泰山巴泽雷克、中亚伊塞克等地出土文物非常相似。这些伟大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上已经有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揭示出天山峡谷在丝路上重要意义。阿拉沟墓葬成为学界讨论丝绸之路绕不开的话题，王先生对于天山峡谷道的追寻也由此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沟墓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古墓。
3、通往精神世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
1987年，王先生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他在是在与当地地名办公室主任李世昌聊天过程中得知有这样一处岩画，考古学者的敏感性使他抓住了这一线索。康家石门子位于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的天山腹地，岩画是在一处耸立的峭壁上，画面东西长14米，高9米，总面积达120平方米，画满了各种人物形象约300人，十分壮观。其中有不少男性形式生殖器刻画突出，甚至有交媾场景。王先生认为岩画揭示了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而岩画的主人可能是塞人及部分蒙古种人。
生殖崇拜的提出实际上并不简单，当时中国学界刚刚有了生殖崇拜的说法，康家石门子岩画为这种新兴的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王先生提到，当他意识到岩画生殖崇拜文化内涵的时候，
“一股清新的、强大的文化思想冲击力扑面而来，迅速撞击、颠覆自己长期受禁锢的苍白、贫乏的灵魂”
。80年代末，从社会到学术界都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问题的时代，我们可以从王先生的笔端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在学术追求中的渴求和喜悦。
岩画的消息刊布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岩画的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但这一发现无疑对岩画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此后，王先生又对阿勒泰山洞窟生殖崇拜彩绘、小河墓地中反映的生殖崇拜和数字“七”崇拜等文化思想进行了研究，古人精神世界也成为了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4、天山峡谷古道的提出
在完成阿拉沟考古工作之时，王先生就已经对天山峡谷中的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进一步了解天山文明，他从阿拉沟出发继续向东考察，才有了吐鲁番苏贝希墓地和哈密五堡墓地的发现。经过多年的考古积累和实地考察，他明确提出了“天山峡谷古道”的新概念。天山是横梗于新疆中部的庞大山系，东西长1760公里，南北宽达300公里。天山山系广泛分布着草原、盆地，是游牧民族往来的天然通道。而伊犁河流域的波马金银器、阿拉沟的惊人发现、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等，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天山峡谷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一发现也可以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及晚至明代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天山峡谷古道的无疑是一个极为令人兴奋的概念，这不仅清晰描绘出了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更是打破了我们从史书中得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必须绕天山北麓、南麓而行的认识，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西域的地理空间。当考古和文献证据摆在面前时，便可知道丝绸之路也可以穿越天山而行。
二、追寻人类足迹：
青铜时代墓葬
及古尸的发现与研究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新疆就是古代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新疆探险的热潮中，罗布淖尔、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尸曾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斯坦因在罗布淖尔的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尸，他判断其与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此后斯文·赫定、贝格曼也在罗布泊发现了类似的古尸。这令很多西方学者十分兴奋。斯坦因在米兰佛寺遗址发现“有翼天使”壁画时，便因其中的希腊文化因素而激动不已。这些发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相关问题在今日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文明交汇通道的新疆有印欧人种活动并受西方文化影响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西方学者过分片面地强调西来因素的影响，又会造成新的问题。王先生在新疆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方面的发现和研究，正是为破解新疆古代人类的谜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1、哈密五堡古尸的发现
1978年，在阿拉沟考古接近结束之时，王先生沿着天山向东赴吐鲁番和哈密调查古代遗址。在到达哈密五堡后，当地居民伊米提主动找上门，说在村西戈壁滩上看见过彩陶和木器碎片。王先生随即与伊米提一同前往查看，于是有了五堡墓地的发现。1978-1991年间，他在哈密五堡主持过三次考古工作，共发掘墓葬114座。经碳十四测定，墓葬年代在距今约3000年前。墓葬出土遗物相当贫乏，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墓地中总共发现70余具干尸，其中有11具相对完整，目前分藏在哈密博物馆、新疆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
此前，除了斯坦因、黄文弼、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淖尔发现的少量干尸外，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干尸最多，日本大谷探险队发现了不少，建国以后此地更是出土干尸300余具。不过阿斯塔那出土干尸大多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距今3000年的哈密五堡古尸，因其时代较早且数量较多而备受关注。王先生当时也曾将1978年第24号墓出土的女尸送往上海进行解剖，头面部测量数据显示，这具古尸具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根据上海自然博物馆对1986年发掘所得57具头骨的测量结果，有13具古尸为蒙古人种，33具古尸为欧洲人种。DNA检测结果也显示古尸中同时存在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类型。这些成果展示了哈密五堡古尸人种的多元性，现在的考古学者大多倾向于用“混合人种”等概念来阐释类似的现象，但其中的欧洲人种因素无疑更加吸引欧美学者的目光。90年代，在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鄯善苏贝希墓地、尉犁营盘墓地等处又陆续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干尸。然而新疆古尸真正引起全世界范围关注，是在古墓沟发现之后。
2、走进楼兰：古墓沟墓地的收获
楼兰的再次发现无疑是新疆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初，楼兰曾是丝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4世纪以后便衰落了，古城也随之销声匿迹。直到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向导奥尔德克的引领下发现了楼兰古城，并在此采集到了古代简牍、钱币、毛织品、木雕等珍贵文物。斯文·赫定的发现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其中斯坦因于1906年和1914年两次到达楼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并对重要遗址进行了编号。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到达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但因为湖水暴涨而未能进入楼兰古城。建国以后，由于罗布泊成为军事禁区，楼兰考古再次沉寂下来。直到1979年，王先生才终于有机会进入楼兰地区，重新开启了楼兰考古的大门。
当时，中央电视台计划与日本NHK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请王先生参与设计拍摄路线。他随即提出了去楼兰考察并拍摄。在高层的协调下最终成行。1979年底，王先生率队进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进行考察，他们根据马兰基地官兵的提示发现了古墓沟墓地。考古队在古墓沟一共发掘了墓葬42座，其中有6座墓葬形制特殊，地表皆有7圈列木，构成椭圆形圈，圈外散布以7根木桩构成的放射形直线。这就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太阳墓”。根据碳十四测定，墓葬年代大致在距今3800年前后。古墓沟的发掘，打破了以往将罗布泊地区文物都与汉代楼兰联系的简单认识，证明在更早以前人类就曾在罗布淖尔留下过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