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事实上，用所服务的目标为那些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行动辩护的趋势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它只是在政治中尤其地显著。人们常说只有正义的战争没有正义的军队，人们也可以同样说只有公正的外交政策没有公正的外交官。伦理与政治之间特殊的不一致以及这种不一致在量的向度上的反常无法逃脱我们的注意，当我们读到下面这则报道时都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回驳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什么时候停止杀人”的问题时说，“在不再需要的时候”。一位英国记者和斯大林谈到在集体化运动过程中有数百万农民死亡，斯大林用问题作为回应：“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超过了七百五十万，超过七百五十万的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了，所以你需要承认我们的损失其实很小，因为你们的战争以混乱收尾，而我们从事了一项惠及整个人类的事业”。
所谓的“资本主义伦理”提供了一个更少惊悚但同样典型的调和行动与伦理的尝试。它们对我们而言更少惊悚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一个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在度和量的向度上都超越我们个人经验的世界中，而是作为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的一部分。新教徒将世俗世界的成功与美德等同，神灵的佑福以这种方式被诠释成预示着那些在成功——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之路上所采取的手段分享了成功的伦理尊严。那种认为个人开明自利的自由互动将会产生利益自然和谐（即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善）的放任自由主义信念赋予个人自利以一种伦理价值，如果个人利己主义不是通过附属于社会和谐这个伦理目标就无法获得这样的伦理价值。个人的伦理生活就是一系列用伦理上有价值的目标为个人利己主义表现辩护的尝试，它试图证明那些看似利己主义的行为实际上超越了个人利益，促进个人利益是迈向实现远超过任何个人利益的更高伦理价值的偶然且不可避免的步骤。
但是，通过上述方式实现伦理标准与人类行动之间的和谐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模糊的而不是确定的。
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人们需要在手段的不道德和目标的伦理价值之间权衡，在它们之间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
。人们或许可从某种特殊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辩护，但他们无法从普世、客观伦理标准的视角来证明目标的善应优先于手段的邪恶，因为根本就没有比较两种幸福或两种不幸，或将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不幸进行比较的客观标准。人们经常议论用一个团体的不幸换取另一个团体的福利的代价过于高昂了或不太高昂，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证明。对目标—手段关系的捏造、片面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阐明这一点。
这种关系在双重意义上是捏造和片面的，一方面，其他团体福利为之牺牲的这个团体的福利，只是对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和它的辩护者而言才是具有积极伦理价值的目标，另一团体的成员和它的辩护者会将自己的福利看成是应该被促进但事实上被牺牲了的目标。对一个团体而言是目标的东西被另一团体作为手段使用，反之亦是。这样手段—目标关系本身就没有客观性，它取决于观察者的相对社会优势。康德和马克思抨击将人作为实现目标之手段的做法，宣扬每个人都应被视为目标本身这个道德箴言，那些被剥夺者就站在这个诉求一边。然而，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宾塞、希特勒，
一类哲学家和政客主张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其他人实现目标的手段，一旦那些被剥夺者升到社会顶层后他们也会支持这个主张，然后再自行决定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
。
另一方面，目标—手段关系是模糊和相对的还因为当我们观察一系列行动之链中实现某些目标的手段时，手段本身也可以视为目标，如果我们将其置于一条行动之链的终点。相反，我们称为“目标”的东西只是行动之链被认为停在某点上，而实际上行动之链会继续向前超越（beyond）这点，从“超越”这点来看目标将自身转化为手段。因此，所有行动都同时是手段和目标，只是因为我们将行动之链从某处武断地割开才赋予特定行动或是作为手段，或是作为目标的独特特征。
但是事实上，人类行动的总体性（totality）将其自身展现为一系列行动的等级，每个行动是其前面行动的目标，又是接下来行动的手段。这个等级最后汇集于所有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它与绝对善相同一——不管这绝对善是上帝、人类、国家还是个人自己。
绝对善是唯一目标，且仅仅是目标，因此不会充当实现更高目标的手段，从这个终极目标来看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实现它的手段。
这样，在最后的分析中那种道德目标为不道德手段辩护的教条，导致了对绝对伦理判断的完全否定。因为如果道德目标可以为不道德手段辩护，所有人类活动作为手段希冀实现的目标——最终的、绝对善就可以为一切人类行动辩护。这些行动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性质的差别。“为了上帝的更高荣誉”（ad majorem dei gloriam）所做的任何事也分享了它的最终目标的圣洁性。这样在伦理规范和现实之间建立的和谐确实实现了。但是，问题的解决再次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因为扰乱人类良心、在人类心灵中提出问题的困境首要地并非关于人类行动与绝对善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行动与有限目标之间的关系。前者被认为是邪恶的，后者被认为是善的
。这样人类急于回答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是在目标—手段讨论的背景下——我们要如何在比照绝对善的情况下解释所有人类行动中显然不可避免的邪恶，而是要解释在实现相对善的一些行动中，尤其在政治行动中存在一些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邪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