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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从吴羽得知这样的事情直至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她所了解的这些孩子里，始终没人敢报警，也没人找到其他有效的求助渠道。
“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报警，要向上级领导汇报”
今年5月25日下午2点10 分前后，思旺镇中心小学一间校领导办公室里，权立夏接到一位五年级班主任的电话。对方告诉她，班上有孩子在托管所“被摸”。
这一消息的得来很偶然。一位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是那位班主任发现班上有男女学生关系比较亲密，就告诫学生不要早恋。没想到，有女生说，“我们早就被摸过了。”接着，班主任才追问出托管所的事情，并发现涉及多个班级的学生。
作为学校中层领导的权立夏称，自己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将一些相关老师和学生分别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
十分钟之后，权立夏和同事商量决定，将事情上报校长。她在多功能教室里找到校长杨集作，看见他正带着几位村小的校长参观，马上要准备开相关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会。
“校长的反应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怕说错话……校长吩咐我做的事情，只是多问问学生。”权立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吴辛很快就接到班主任的通知，让她去找权立夏。从教室走到一楼领导办公室的路上，她觉得自己“吓死了”。她不知道这位平日里“很凶”的校领导为什么要找自己，于是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室门口，不敢进去，直到校领导看到她。
“她问我，碰到那里吗……碰到那里吗……”吴辛惶恐地点点头，不敢跟权立夏说话，“我就觉得，她怎么忽然变得不凶了，怎么变得那么善良呀……”
谈及权立夏，吴辛和身边女学生的神色，比谈到“谭老师”更为惊恐。“谁敢找她（反映情况）啊，都怕死了！”总是称自己“很凶”的吴羽接话，“我都怕死了，可能是平时她太凶了吧。”
当天下午，权立夏又接连找了三四个学生，以及相关的班主任。在吴辛的印象里，同去的大概是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而一年级和学前班的没有来。多人辗转于办公室的情形，被三四位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老师看见，纷纷上来围观，热烈地讨论起孩子们究竟有没有被强奸，以及“谭老师”行为的性质有多严重。
至此，事情在当地被慢慢传开。
第二天上午，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师季冲追着权立夏问，学校是否报警。权立夏向其上一级领导打听，领导摇摇头。
将近11点，季冲直接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10。一个小时之后，思旺镇派出所的民警在思旺二中带走了“谭老师”。
“我们只是中层领导，没有权力向教育局反应。如果跨过校长去报警，后果可以想象咯……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懂，反正我们就是一级级上报的做法。”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谈起当时的情形，权立夏语气有些急促，“压力大不大，你问我们学校的任何老师都知道。如果我牵扯进去，可能我这辈子都不能做这个老师了。”
思旺镇中心小学的多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事后，校长杨集作在教职工会议上提及，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未经三位校长的允许，任何老师不能接受采访，但校方始终没有明确通报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进行相关总结。
“这相当于提醒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报警，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不然后面有什么问题，是要负责的。”一位老师称。
7月2日，坐在校长办公室工位上的杨集作，面对前来采访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是拒绝承认自己是杨校长，接着称自己“没有办法回答是否校方反应迟钝”。他随后从办公室冒雨跑进厕所，又在大雨之中坐上汽车扬长而去。在另一间办公室的副校长吴文洋，用鼠标反复点击着同一个网页，沉默了约五分钟后，站起来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还捅这些出来干吗？”
吴辛记得，直到事件被曝光之后，校长杨集作才找过她一次，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慰问，而是问她之前找她的记者是谁。
季冲则回忆称，事情被曝光的第二天，思旺镇镇长梁栩荣带着一位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出现在她家，“他意思是，我做得对，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跟自己上级说就行了。”
7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在思旺镇镇政府找到梁栩荣，但据了解，因为当地连日暴雨，梁栩荣与镇上的多数干部前往各村抗洪。在电话中，梁栩荣对《中国新闻周刊》否认了此事，并立马以“信号不好”为由挂掉手机。
在报警后，以特岗教师身份考入思旺镇中心小学的季冲，因三年试用期限已满，正面临九月份的转正核查。6月初，平南县教育局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其教师资格证造假。
平南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钟道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出具了一份复函，由季冲此前教师资格证上印有的颁发机构桂林市教育局发回，时间是在6月28日。复函中称：经查证，该证书不属于桂林市教育局认定的教师资格证，属伪证，应收回。
《中国新闻周刊》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并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查询，都显示没有季冲所持教师资格证的相关信息。
“她就不能转岗，下学期不能在学校。”钟道和称，此次教师资格证审查是按程序行事。
在报警的一个月后，季冲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她有些后悔，“如果想到这么复杂，会让家长自己去报警，不会那么冲动。”
“我爸爸不信啊”
从思旺镇中心区去往古榄村，需要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交通工具主要靠摩托车，一趟40多分钟。碎石子路深深浅浅，车轮蹭着路面画曲线，沿着稍稍平整的土地费力向前，但还是时不时将人弹离坐垫。
在东皇山脚下的古榄村，人口约3100人，但常住者早已不足千人，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分散在山间的17个自然村屯，守着550亩水田。曾经靠摘八角为生的青壮年，都已陆续外出。
吴辛和吴羽姐妹俩只有在假期才回到村子里。一栋两层的几乎是未经装修的毛坯楼房里，原先热闹地住过一大家子人，包括她们父亲的5个兄弟姐妹，和她们的堂哥们。后来，姑姑们出嫁了，伯伯们在镇上盖了房子，带走了堂哥们。父亲也去广东打工，而她们从没见过母亲。屋里就剩下爷爷奶奶。
姐妹俩甚至不清楚自己准确的出生年月。大概是在八九岁时，她们开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吴羽读四年级时、吴辛二年级的那一年，父亲终于决定，将她们送到镇上读书。
村上小学不开设英语课，每一年级的期末，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低于100，要被留级。四年级的吴羽，总成绩连二十分都不到。
“谭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堂哥告诉她们，镇上的天天托管所里有中学老师辅导功课，对学习有帮助。在那之前，“谭老师”问过吴羽的堂哥“有没有弟弟妹妹”，堂哥便因此相互做了介绍。
2012年，父亲向“谭老师”交了每人每学期1800元的费用，让这家托管所承担了姐妹俩每日的三餐、住宿和接送上下学的责任。另外，“谭老师”还帮助她们办理了转入思旺镇中心小学的手续。
转完学，因为成绩不够好，吴羽降到三年级重读，吴辛也从二年级开始就读。
三年之后，2015年5月，贵港市政府印发了《贵港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可以开办校外托管机构，“在职教职员工和其他公职人员除外”。
但在一些托管机构里，有很多像“谭老师”这样的公立学校教师。《中国新闻周刊》获悉，“谭老师”的妻子、思旺一中的地理教师陈老师，也长期在天天托管所工作。
一所位于思旺镇中心小学正对面的托管所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我们都是请两个退休的教师在这里，不敢再找在职的教师。”
《贵港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街道办（乡镇）和社区（村委）均负有监管责任。其中，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学校与托管机构的对接服务；负责查处教育系统在职干部和教师开办校外托管机构或在校外托管机构兼职行为。”而托管机构应与学生监护人签订《学生托管服务委托协议书》。
对于这份协议书，上述托管所负责人称，“一般是教育局发给学校，学校再发给我们电子版，我们自己打印出来给家长签字。”但她拒绝出示这份协议书的样本，因为他们“一般都会适当更改一下（内容）”。比如，“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所在地，修改规定孩子上学的具体路线。如果学生跑到其他路线上发生事故，我们就没有责任，或者责任会小一点。”
在“女童被教师猥亵”事件被曝光后，上述托管所也接到了相关部门的整改要求：每一层楼都要换上活动窗，将之前属于易燃物的铁板换成了不锈钢，“花了几千块钱……三五天就检查一次，这也不合格那也不合格……没发生这事之前，（他们）很少会进（镇上）来检查的”。
平南县教育局安稳办工作人员吕东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6月份刚刚完成了一次关于托管机构的督查工作，对于此次的事情，也以成员单位的身份参与了整治。
对于学校与托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关系，他坦承，“学生离开学校，（在托管机构就）不是由学校监管的。我们是要求班主任去询问孩子在托管所安不安全，但这些是社会性质的，学校管不了。而且，现在学校每个班只有两个任课老师，怎么管得过来。”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思旺镇中心小学教职工通讯录显示，该校共有106名在职员工，其中每个班级固定配备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各一名。
但相比于村上的小学，中心小学的师资等各方面条件还是优越得多。因此，近些年里，中心小学的生源有了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