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分析权力机关的言论主要通过媒体
，分析媒体言论可以使我们得知当权者对同性恋的态度。
而出于无所谓或简单的从众态度，许多人会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间，
尽管有宗教危机
，教会在英、法、德国的影响仍然很强。
西方对同性恋的态度主要受宗教影响
，鸡奸被作为逆反自然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宗教的谴责是最常被用来反对同性恋的论据，许多抨击败坏风俗和同性恋的小册子由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的宗教组织出版，这些著作出版供教士使用，形成对同性恋的一种封锁。与此同时教会大力镇压同性恋刊物的发行，大多数同性恋刊物被列入淫秽作品清单。
政府、议会、行政和司法机构关于同性恋的公众权力话语是可以说是国家的观点， 这些机构对男子同性恋保持严厉态度，
女同性恋者因为社会影响较小未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享有较大的宽容。
三国的报纸在20年代快速发展。
在德国，多数报刊在议会相关的内容里涉及同性恋问题，而“同性恋”“性倒错”等带有科学性的词汇的使用是常事。在英国，报界较为沉默，只有文学和戏剧评论中对同性恋问题的探讨比较多。法国的报界则极其谨慎，法国的开放仅局限于上层社交，远离政治与其他阶层，因此社会报刊也不开放。
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受家庭出身、教育、宗教、个人偏见、舆论的总体倾向共同影响。多数民众反对同性恋，却避免谈论。
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同性恋者受到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大学、文学艺术界，思想的开放很明显，大资产者和中层阶级由于性学知识的传播较为宽容，中小资产阶级保持着建立在家庭价值上的清教道德观念，对同性恋者最为保守。
由于缺乏对农民的态度的了解，我们难以作出关于农民的判断。
柏林等大都市的宽容度比其他地区大得多，而德国其他地区以仇视同性恋著称
，巴伐利亚尤甚。
宽容的限度在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上更能体现，有三个话题在整个20-30年代反复出现：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保护青少年的必要性、外族的危险。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问题被直接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
英国女权运动在19世纪末由出身富裕中等阶层的约瑟芬·巴特勒为首的几位女子创立，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她们要求票选权，行使自由职业的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但奇怪的是
女权主义被舆论称为女同性恋的掩饰手段。
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说女同性恋者借女权运动招募和引诱新的信徒，致力败坏年轻女性，将她们从家庭和丈夫身边支离。
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权运动多数与女同性恋隔绝。
在法国，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通过将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中排除、拒绝给她们同等的的妇女地位、甚至将她们表现为女性的敌人，女权主义者确保自己在舆论上的安全
。
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本，尤其是面向男孩的课本特别能够代表“制度话语”（权力机关所持看法）的发展，针对女孩的课本数量有限而且很少涉及同性恋问题。
性教育课本数量的突然增长反映了医学理论的传播和战后表现出的对性问题的新兴趣
，这些书籍针对10-15岁男孩，作者有的是医生，但通常是神甫、预科学校或公学的校长和清教团体的领导人。编写课本的目的是向他们普及适应学校生活的必要性知识，预防可能的同性恋冲动，
此时期性教育课本中存在谬误的性观点。
英国课本的特点危言耸听，关于手淫的问题无处不在，很多语句让人哭笑不得，例如“建议左侧卧睡眠，因为仰卧睡眠容易梦遗，而俯卧会因摩擦导致勃起”。法国的书籍警告的主要是妓女、性病和放纵。德国课本则更倾向采用厚厚的医学论著形式，用科学的文体提到同性恋。
公共舆论中对同性恋的另一个恐惧的地方是同性恋者与外国人的“联系”
。从奥伊伦贝格事件开始
，
同性恋在法国就被说成“德国病”，而德国人则把它当作“法国病”，
攻击邻国是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的便捷方法。
法国的报刊《幻梦》甚至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发表了一篇名为《漂亮的阿道夫》的文章，把希特勒表现为一个无药可救的娘娘腔的同性恋者。
20年代，同性恋在某些领域——主要是艺术和文学领域，成为了一种时尚、现代的象征。
某种意义上同性恋作为“抛弃社会”的同义词语，同性恋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一种表达他们否定传统的手段
，它与叛逆、生命力、纯洁的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时尚有助于在社会范围内的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形象因频繁出现而规范化、平凡化，不再惊世骇俗。
文学是同性恋时尚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
，两次大战期间出现了大量带有同性恋内容的小说。这些小说中一部分是由同性恋者的创作，但许多是异性恋者写的。很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都是通过对同性性爱行为的描写来刺激读者的情绪、维持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性恋并不总是小说的主题，许多作者选择随便加进一些同性恋内容来装饰他们的作品。一些画家也很有兴趣表现同性恋的生活场景。
除了相关作品的增多，同性恋者的艺术形象也更加丰富。男同性恋的文学形象主要有：男扮女装的形象、青少年腐蚀者、潜在的色鬼、罪犯的同性恋形象。关于同性恋的罪犯形象与德国爆发的几桩丑闻有关，最有名的是同性恋者弗里茨·哈尔曼的谋杀案，他先后谋杀了24名年轻男子和男童，这起案件带来巨大的舆论影响，妖魔化的变态同性恋形象广为流传。
尽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同性恋话题有所突破，但从塑造出的形象来看，大众对同性恋的误解和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从整体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同性恋仇视仍然非常明显，宽容的进步有限。舆论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远远大过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