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着边际的写作可没那么容易。
我可以听到那牛仔慢条斯理又不容怀疑的声音。我随手把他的这句话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有人能够在梦里把你给惹毛了，然后还有脸赖着不走？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他的说法，不只是随口顶撞，而是要用行动抵制。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我有把握能够永无止境地写些漫无边际的文字。只要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说。
过了一段时间，扎克在我面前放了一杯新煮的咖啡。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这附近咖啡煮得最好的，我听了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我要到罗卡韦海滩的木板栈道上开一家海滨咖啡馆。
—海滨咖啡馆！真没想到，海滨咖啡馆！
我伸了伸腿，看着扎克把他上午的例行工作一一落实。他不会知道我曾经也梦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我猜这个梦想是起源于当年读了垮掉派、超现实主义者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流连咖啡馆的生活描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面，而且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1965年，我从南泽西来到纽约市，只是来走走逛逛，那时候没有比单纯坐在一家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事了。我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麦克杜格尔街上的但丁咖啡馆。钱不够在那里吃顿正餐，所以只喝了杯咖啡，不过旁边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也不在乎。店里墙上贴满了印刷的佛罗伦萨壁画和《神曲》诗中的场景。这些壁画历经数十年的香烟熏染居然到今天都没褪色。
1973年我搬到同一条街上，一个空气流通，墙壁刷白，还附简单炉具流理台的房间，距离但丁咖啡馆只有短短两个街区。到了晚上我可以爬出临街的窗户，坐在防火逃生梯平台上面，看着客人进出鱼水壶的动静，那是杰克·凯鲁亚克最常光顾的酒吧之一。那时布利克街角有个年轻的摩洛哥人卖新鲜的塔可，里面裹着盐渍鳀鱼和几撮新鲜的薄荷。我每天会起得很早，去买一点生活所需。煮一些热开水，倒进加了薄荷的茶壶，然后整个下午就在那边喝茶，抽点儿印度大麻，重读穆罕默德·穆拉比特和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写的那些故事。
在那个时代，伊诺咖啡馆还不存在。我会坐在但丁咖啡馆的矮窗前，读着穆拉比特的《海滨咖啡馆》。一个年轻的鱼贩子名叫德里斯，遇到了一个避世隐居、不讨人喜欢的老头，老头开了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地点在丹吉尔附近海边的一片岩石地上。围绕着这个咖啡馆的那种慢腾腾的气氛让我如此着迷，当时一心想着要是能够住在那里面就好了。和德里斯一样，我梦想着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因为实在想得太多，我都快要可以走进去了：奈瓦尔咖啡馆，一个小天堂，诗人和旅行者们可以找到单纯庇护的避风港。
我幻想在宽木条的地板上铺着已经磨到快要秃了的波斯地毯，两张长长的木头桌子加上旁边的长板凳，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和一个炉子用来烤面包。每天早上，我会像唐人街上的那些人一样，用芳香的茶水把所有的桌子都抹干净。不放音乐也没有菜单。就只有静静的黑咖啡、橄榄油、新鲜薄荷、烤面包。墙上挂着一些照片：一帧店名典故来源的作家奈瓦尔忧郁的画像，旁边再挂一幅小一点的落魄诗人保罗·魏尔伦的画像，穿着他的外套，在一杯苦艾酒前萎靡不振。
到了1978年，我有了一点钱，付得起押金，在东十街上的一栋大楼里租了一整层。那个地方之前是一家美容院，不过已经拆空了，现场只剩下三架白色吊扇和一些折叠椅。我弟弟托德负责监工修缮，我们两个一起把墙壁都刷白，再把地板打上蜡。两大面天窗采光，整个空间够亮的。我花了好几天就坐在那光照下，在一张轻便小桌上喝着熟食店里买来的咖啡，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需要一些钱来搞个新的抽水马桶，还要一台咖啡机，再来几码窗帘布把窗户装点起来。在我想象的悠扬乐声中，实用的东西通常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咖啡馆。1976年，我在底特律遇到了乐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这个没料想到的邂逅慢慢改变了我人生的进程。我对他的渴望沾染了每一样事物—我作的诗，我写的歌，我全心全意都是他。我们忍受着人隔两地的相思，在纽约和底特律之间来来去去，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煎熬的别离。我才刚规划好安装水槽和咖啡机的位置，弗雷德就来恳求我搬去底特律跟他一起住。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跟爱人会合更重要的事了，我命中注定要嫁给这个男人。我毫不犹豫就跟纽约和这个城市所装载的雄心壮志说了再见。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打包，其他的就抛到脑后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押金和咖啡店就这样没了。但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我坐在小桌旁，一个人沉浸在咖啡店梦想的光晕中喝着咖啡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在我们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几个月前，弗雷德跟我说，如果我答应给他生个小孩，他就先带我去世界上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任何犹豫，我就选了马罗尼河畔圣洛朗，那是法属圭亚那西北边境上的小城，地处南美洲大西洋北海岸。很久以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这个曾经的法属流放地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当年许多重刑犯被装船载到这里，然后转往魔岛。在《小偷日记》里，让·热内写到了圣洛朗，说那是一块神圣之地，也写到过去被监禁在那里的囚犯，寄予诚心诚意的感同身受。在他的书中，他写到罪犯世界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描述在法属圭亚那势力所及的可怕地带上，人们凭借一股男子气概的神圣特质，将冠冕饰以繁花。他降尊纡贵，与罪犯们为伍：进出感化院，到处偷鸡摸狗，也坐过三次牢。但当他被判刑，要被送到这个他如此尊崇的监牢时，因为人道的理由，政府把这里关闭了，剩余还活着的囚犯被解送回法国。后来，热内的刑期是在弗雷斯纳度过的，他始终抱憾，没能亲炙他所渴望的荣光。他伤心欲绝地写道：
我被剥夺了这个恶名彰显的机遇。
热内进监狱的时间来得太晚，来不及参与进被他用文学作品刻画而得不朽的同志情谊中。他被排拒在监狱的墙外，正如《花衣魔笛手》的故事里，哈默尔恩的跛脚男孩因为到门口时已经太晚，无法进入孩子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