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及时代背景，来考察社会主义在其科学阶段的具体内容。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持历史的、发展的立场，从社会学的制度的、情景的角度考察其思想的发展。所谓科学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立足现实、向变化保持开放，在价值目标、社会制度、制度演化的条件、变革的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可检验的关系。
一、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如上所述，雷蒙·阿隆、乔姆斯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细节等似乎语焉不详。但事实上，马克思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其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而其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的部分与社会主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要深入了解其有关社会主义的可能的思路，不妨从了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入手。
一种研究立场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未来社会的形态，这两者基本一致。例如，研究者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肯定“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接纳了“共产主义”。此时，共产主义隶属于社会主义。至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体现出马克思在更高一级基础上实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的综合，只不过这时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主义隶属于共产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两个标志性的文献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来把握的，只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区别使用（赵智奎，2011）。质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规划的未来社会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同属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只在于成熟的程度（刘昀献，2003）。依此立场，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设想亦可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途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过，从著作史的角度来看，马恩著作中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措辞转变，表明其思想侧重点亦发生了转换：19世纪中期文献中倾向于共产主义，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更多谈及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的关联与统一，另一方面要关注这种语词变化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演化的线索。
首先，从其思想环境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带有不同的阶层属性：所谓社会主义者，是信奉各种空想学说、提出拙劣应对措施的江湖术士，他们远离工人阶级，试图通过小修小补存留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工人阶级中那些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人，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尽管其共产主义是朴素的、未经提炼的。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2009：2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选择共产主义乃是有意为之，代表其阶级立场和底层关怀。
其次，马克思对当时的各种旧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了批评。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思潮，其中的第一种类型是“
粗陋的
共产主义”，往往不过“是
贪欲
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
另一种
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第二种是民主的或专制的政治形式；第三种是废除了国家、但仍处于私有财产影响之下的形式。惟独“对
私有财产
即
人的自我异化
的
积极
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表征着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归。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终结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自觉选择（马克思，2009：184-186）。
对囿于成见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可集中见于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修改纲领时写作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955）。其中，他把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怀旧、复古倾向的“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他们看到社会的弊病，便无视“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强大力量，认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实际上是用其他的弊病来替代当前的弊病；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现代社会的拥护者，他们力图通过“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或“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从而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无产阶级是可以与之达成协议和共同政策的（恩格斯，1955：18-19）。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前述评论来看，社会主义或者具有朝向过去的浪漫情怀，或者只肯部分地解决社会之弊病；而共产主义直面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性，具有彻底的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19世纪中期文献中，对比社会主义的精英和中产的色彩、改良的倾向、怀旧的情绪等，选择了具有工人阶级立场、更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
从这一分析来看，19世纪70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将社会主义纳入并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就具有实质意义了。至少可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思考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尽管其平等、自由、进步的理想始终存在。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性和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前景，也认识到与特定的、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战略联合的可能性，立场因而有所改变。造成这一转变的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1848年革命失败，二是国际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政党的活跃。
1848
年革命失败、欧洲共产主义者大量流亡等情况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俄国发生的革命，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流露出对欧洲社会主义变革潜能的质疑：“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马克思，1972：348）他已经意识到，由于得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潮流的有力支撑，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压倒一切旧制度的扩张性和发展潜力，因此，资本主义不太可能立刻终结。
这一点从恩格斯写于1895年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看得更清楚。恩格斯指出，1850年春季，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然而到了当年秋季“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1965a：593）。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1965a：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