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若观察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人口变化的情况，发现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源于国家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进行严格限制，不仅采取苛刻的入户政策，而且还通过整治民办的农民工学校和整治群租房等手段来限制低端人口流入。又如最近设立的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实际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这对于北京高企的房价显然有一定的打压作用，同时对北京减轻交通及人口等压力是有利的。从客观上讲，
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撤离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合肥等，其人口在经历了2011-2013年增速大幅放缓之后，2014年以后增速再度加快，此外，杭州、广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也非常快，与其经济高增长有密切关系，因此，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以省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过程。不过，也有少数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在不断下降，如南京、西安及东北的省会城市，表明它们经济活力略显不足。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年四万亿强刺激后开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与民间投资增速的不断下滑，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也出现下降。
时至今日（第一季度数据），外出农民工数量居然负增长
，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薪酬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缩小了，因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农民工老龄化现象和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原因。
有咨询机构统计了2016年国内人才（大专以上学历）的流向分布，发现杭州、长沙、武汉、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占了一半。这说明高学历者的流向也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不像过去那样都集中在北上广深地区。
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的2017年全球房价指数显示，2016年涨幅最大的前十大城市都在中国，合肥、厦门和南京这三座二线城市的涨幅位居前三，无锡、杭州、福州、郑州的涨幅也处于前十位。这表明中国二线城市房价崛起，房价暴涨与人口增速加快有关，有些则是住宅供地稀缺所致。
房价涨幅与人口增量关联度大的城市，必然有产业发展机会和投资热点与之相随，如杭州的网络经济高度发达，郑州作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二线城市将享受规模经济和大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并向周边辐射，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极。
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和北京，由于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的高企，中低端制造业必然会不断外迁，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行政区划规则所限，北京、上海很难完全照搬东京、巴黎建成大都市圈的模式，这也抑制了北京和上海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上海规划到2040年常住人口为2500万左右，北京则规划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
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人口流向高度管制的政策，使得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就反过来促进了二线城市的崛起。
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这促进了中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增长极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产业转移也更加便利，这也推动了一批三四线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的大量流入，这些案例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城市集群和成渝地区。
从2016年国内房价上涨前20位的城市来看，除去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及三线城市的对应GDP增速都明显超过6.7%的全国总体水平，如合肥为9.8%，厦门为7.9%，南京为8%，杭州为9.5%，武汉为7.8%，济南为7.8%，南昌为9%，郑州为8.4%，福州为8.5%，广州为8.2%，长沙为9.4%，无锡为7.5%。这说明一个城市的房价走势，与该城市的经济活力有一定相关性。又如，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人口不断流出，房价也随之下跌。
不过，比较一下上述城市过去两年的GDP走势，会发现大部分城市2016年的经济增速低于2015年，那么，
房价走势是否也不会长期与经济增长相背离？从长期来看，房价与人口流向的正相关性更大些。
因此，随着一线城市房地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在超大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薪酬差距的缩小，人口的集聚度将有所下降，如两年来安徽全省的人口增速超过其省会城市合肥的人口增速。当然，
这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随着今后投资增速的回落，就业形势将变得严峻，当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则人口集聚度又会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