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
大奶奶就是福芝芳，这跟陈凯歌电影里面形象是不一样的
）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这些材料上都没有的，材料上也不会有，梅先生自己也不会讲。伪县长的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再举个很小的例子，程砚秋。我最近非常感动，我终于看到一本程砚秋日记，我在《伶人往事》上讲，艺人是神秘的群体，他可以和你很亲热，但是他绝对不让你看到他的内心。这次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一个例外，终于从他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生活。程砚秋永远在自责，到岳父家，话说多了、逞能，回去自责。酒喝多了，回去自责。
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福芝芳身上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
我就觉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没说，个个是角儿，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画，一手好诗，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温家宝还比较喜欢诗词，现在他也常常说点诗词，他说文史馆是不是该出本诗集。就这个堂堂中央文史馆，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诗，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恐怕要找那个叫章诒和的人。然后就辗转问说，你有没有康同壁的诗词。我说我有，不是原件，是复印件。他说能不能我们复印。我说不用复印了，我就送给你们。因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