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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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要保留任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意见的能力，那么他们继续为自己而阅读就变得很重要。他们如何读，懂不懂得读，以及他们读什么，都不能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他们为什么读则一定是为自己的利益和符合自己的利益。

你可以只为消磨时间而读，或带着明显的迫切性而读，但最终你会争分夺秒地读。《圣经》读者，也即那些为自己而研读《圣经》的人，也许要比莎士比亚读者更能说明那种迫切性，然而两者的追求是一样的。读书的其中一个用途，是为我们自己做好改变的准备，而那最后的改变啊，是适合任何人的。

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我们此刻独处时阅读的方式，是与过去保持一定延续性的，不管学院里阅读风气如何。

我理想的读者（和终生的英雄）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知道并表达了不间断阅读的力量与局限。像任何其他心智活动，它必须满足约翰逊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什么是贴近我们自己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弗兰西斯·培根爵士，他有些想法也被约翰逊加以利用。

培根曾有一个很有名的建议：“读书不是为了发难或反驳，也不是为了相信和视为理所当然，也不是为了找话说和交谈，而是为了掂量和考虑。”在培根和约翰逊之后，我要加上第三位善于读书的哲人爱默生，他是历史和一切历史主义的猛烈敌人，他曾说最好的书“以这样一种信念感动我们，也即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

让我们把培根、约翰逊和爱默生融合在一起，配制一个如何读的处方：找到什么才是贴近你又可被你用来掂量和考虑，且击中你心坎的东西，仿佛你分享同一种天性，摆脱时间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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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地讲，意思就是先找来莎士比亚，然后让他来找你。如果《李尔王》能够充分地找到你，那就掂量和考虑它与你共有的天性；它与你贴近的程度。我不是要把这当做理想主义，而是当做实用主义。把这出悲剧当做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控诉来利用，那等于是抛弃你自己最主要的利益，尤其是作为一位年轻女子的利益，这听起来反讽味很浓，但实际上不。在两代人间的冲突方面，莎士比亚是无可逃遁的权威，尤甚于索福克勒斯；而在男女差别方面，他的权威是无人能及的。请敞开胸怀，充分阅读《李尔王》，你就更能明白被你认定是父权制的东西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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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读书——如同培根、约翰逊和爱默生都同意的——是为了增强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我们把这类扩张当成乐趣来体验，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学价值一向被上至柏拉图下至当前我们校园里的清教徒这类社会道德主义者贬低。确实，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你不能通过读得更广泛或深入而直接改善任何别人的生活。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希望，希望个人想象力的增长也许能刺激人们关心别人，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同样对孤独的阅读乐趣带来的任何扩张能否增进公共利益持谨慎态度。

专业读书的可悲之处在于，你难以再尝到你青少年时代所体验的那种阅读乐趣，那种哈兹利特式的滋味。我们现在如何读，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能否远离大学，不管是内心方面的远离还是外部方面的远离，因为在大学里阅读几乎不被当成一种乐趣来教——任何具有较深刻美学意义的乐趣。

开放你自己，去直接面对莎士比亚最强有力的作品，例如《李尔王》，绝不是一种轻易的乐趣，不管是在你青少年时代还是垂暮之年；然而，不去充分地（充分的意思是不怀着意识形态的期待）阅读《李尔王》，则无异于在认知上和美学上受蒙骗。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的童年，会催生面对一部电脑的青春期，然后是大学录取一个学生，他不大可能欢迎“我们必须忍受死亡，甚至把它当成出生来忍受；成熟最重要”这样的建议。① 阅读分崩离析，那个自我也差不多溃散殆尽。现在哀叹这一切已经太晚了，且任何誓言或计划都补救不了。唯一可以做的，是通过某个精英版来实行，但精英版如今已不可接受，其背后理由有好也有坏。仍然存在着孤独的读者，老的少的，哪里都有，甚至在大学里。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她为自己而读，而不是为那种被假定为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读。

价值，在文学中如同在生活中，是与怪癖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意义正是从这种过度开始的。并非偶然的是，历史决定论者——那些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由社会历史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批评家——把文学人物视为白纸上的符号，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则哈姆雷特甚至谈不上是一个“病历”。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的读书方式，我就要提出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从约翰逊博士那里借来的：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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