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与财富感：我们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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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有些玄玄道道，而事实上，推理小说背后，的确有其强大的哲学动能。不少哲学家都喜欢推理小说，很多人还身兼二职（比如英国的切斯特顿和意大利的艾柯）。推理小说和哲学互相喂养，是现代人文学科史上的基本套路之一，原因就在于，推理比其它文学类型更接近生活的某种“原质”：当我们力图复述、再现、书写已经发生的事情时，就会发现“圆满”的真相永远捕捉不到，悬疑性也早已隐身其中。

事实上，我们的“常识”本身就是密室，因为用来打造它的知觉和语言都具有选择性，前者由记忆和遗忘、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相辅相成；后者的盲点则是，你不能不按照一个虚假的线性时间（语音）顺序来表述空间里的事件。这两者意味着：只要你开口讲故事，真相的月饼就被咬下去一块——有所“表”，就一定有所“隐”。亦即是说：我们不可能把事物的因和果同时描述清楚，更何况“我们”也就意味着众口异声，意味着“罗生门”。只要有缺口和盲点，就有疑虑的妖怪产生，也就需要进行推断和“补完”。在阿加莎的名作《命案目睹记》里，一位老妇人在火车上，目击了平行行驶的另一列车上一闪而过的凶案现场。事后她打听到，该列车上并没有她看到的男女，也没有尸体，尽管老太太对自己的眼睛和理智都极为自信——这故事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一个即时性的视觉片段，前因和后果的深渊，便只待以后的故事徐徐填充了。

推理是纸上的拼图。只要事先设定一个完整的因果框架，遮掩其中的一部分后对其提问，这就构成了“悬疑”；如若再安上一个主动寻找答案的人，“侦探”模式便完全成立，不一定要有尸体、暴风雨山庄和连环杀手。因此，推理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善开问答脑洞的作家也会把任何事物处理成推理小说。基本上，福尔摩斯的“基本演绎法”（从细节推断全貌）和北村薰、西泽保彦、冈崎琢磨的“日常推理”，就是从各种出其不意的角度发生的；因此，我们也无须责怪芦边拓竟敢把《红楼梦》大观园“糟蹋”成了连环杀手的舞台（注：参见《红楼梦杀人事件》）——中国古典小说里最不缺少的就是连环结构了；只要稍稍改变搞宫斗的《甄嬛传》或洗冤案的《琅琊榜》的重心，它们本身就会是一则推理故事；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密码，那真是推理界相沿不替的传统，每隔十年就会有人想再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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