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遗体冷冻保存公司是按照公墓注册的。依据美国法律，冷冻的前提是死亡。这就意味着，如果费用需要后人支付，后人很可能拒绝支付，公司结束冷冻。如果支付冷冻费用的是被冷冻者的资产以及遗嘱，虽然遗嘱支配遗产的使用方式是受法律保护的，但五十年、上百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革命、政治变迁、观念的变迁，都会考验遗嘱的有效性。假设后人穷困潦倒，发现有可能结束遗嘱，获得这一大笔钱，那么，未必没有可能后人与公司达成共谋，结束冷冻。
另一个问题是，法律怎么面对一个复活的人呢？目前的法律和医疗规范对冷冻以及复活尚处于空白，现有法律体系中，人不存在复活的可能，那些经历过医生宣告死亡，并再次抢救过来的人，只是单纯的没有死亡。冷冻的例子则不同，他们不但被宣告死亡，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几十年，那么，他们苏醒之后，法律该怎么对待他们呢？他们和后代有什么关系呢，后来还有义务赡养这个曾曾曾祖吗？
不过，只要带来足够的好处，伦理上的议题，终究会被克服。正如《资本论》所说，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会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同样的，当克隆能提供新鲜的、健康的、无排异的心脏、肝脏，所有的活着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放弃现有的伦理，人体冷冻也同样如此。
不过，在这个技术普及到普通人之前，伦理与政治的障碍不可避免，那是因为现在参与冷冻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有钱。
现在的冷冻费用非常昂贵。根据媒体的报道，杜虹家属给出的价格是，全身冰冻的需要200万元人民币，只冰冻头部的话，需要75万元人民币。展女士的价格由于在中国，便宜很多，100万，每年5万。虽然按照中国现在的房价，如果做最后的努力，100万的价格，只要卖房就能达到，但是每年5万，冷冻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50年，总体费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墙。
从古自今，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是物质的，甚至是尊严的，但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有无数的谚语来描述这个事实，让穷人心平气和。技术奇点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永生人”已经出生，他可能就在你身边，不过，他首先需要通过冷冻达到5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能享受到这个科技。从这个角度，冷冻是通向永生的第一步，那么，
贫富之别，就会变为生死之差，地球上有部分人可以永生，而其他人仍然只是短短百年。这种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人类不平等，与之相比，之前的不平等都不算什么。
“永生”在任何世代都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词汇。在何夕的科幻小说《天年》中，政府发现了不可避免的全球性毁灭危机，于是大力支持宗教的发展，支持佛教、基督教但却单独撇下了道教，其原因就在于，前两者追求天堂与后世，而道教却追求的是人所在这一世的永生，起不到安抚民众的作用。当短期内的大规模死亡不可避免，政府求助于有天堂与来世的宗教，那么反过来，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又会发生什么呢？
虽然来世与天堂非常美好，但现世有着毫无疑问的确定性，如果死亡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人类就会积极的追求这一世的永生，而不相信来世，如果这种追求受限于社会经济的条件，无法普及——显然在一开始，是无法普及的，而与贫富相关的时候，所有的弱化贫富之差的谚语与宗教，都会受到颠覆性的挑战。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下，少数人先不死，在政治上就是不可接受的。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逃亡主义是被严厉禁止的。那么，这种逃离生死的逃亡主义，在政治上，非常大的可能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于，如果这个技术在政治上是不可被接受的，被禁止的话，那么，损失的可能是全人类。
市场下的技术创新，从来都是最初是少数人享受，少数人的购买支撑起最初的市场，随后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其中，形成规模效应，成本降低，技术逐步进入千家万户。汽车最初是有钱人的玩意，但后来变为进入千家万户；飞机最初也是有钱人才坐得起的，而现在成为普通的交通工具。所以，当冷冻、克隆器官技术都被禁止的话，最终受损的是全人类。
当然，现在也存在物质差别造成的生死差别。某些类型的白血病，是有可能被治愈的，但费用昂贵，高达数十万。还有些情况，如果钱足够，可以维持患者更长的时间的生存。而那些没有钱的患者与家属，只有在绝望中被医院拒绝。从整个社会来讲，很难向每一个人提供无底线的高昂资助，公共医疗政策必须有所取舍。这些政策被民众所接受，是因为，首先这种生的希望是不确定的，即有钱并不意味着活下来；其次，只有少数人才会遭遇绝症。
冷冻技术同样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即便通过冷冻，可以踏上永生的阶梯，但这一切，在技术上都是不明确的。这就使得冷冻在政治上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冷冻人体，会是一门好生意，同样，也可以看做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所以，即便那些冷冻的人，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不平等的受惠者，但也要看到，他们承担了风险。
本文原标题：《冷冻人体也算一门好生意》，题图为Alcor的CEO，Dr. Jerry Lem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