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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适合的制度不见得在发展中国家都适合，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考虑这种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让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竞争力，不仅要有竞争力，还要积累资本，产业要升级、技术要创新。
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要有先行者，还要有给予先行者的激励性的补偿。因为先行者要冒的风险比别人多，他要付的成本比别人大，他失败了成本要自己付，他成功了竞争者就来了，他没有垄断利润。先行者成不成功，除了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才能，还要看有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供应、法制环境、金融体系等等外部性支持。这些东西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做的，而仅凭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强调完善的市场同时，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就要发挥作用。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发展计划已经有很多反思了。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要有市场，一方面是要有政府，除了认为“市场解决一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想都会接受。
市场是有失灵的，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市场失灵。当发生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建立有效市场，真正让市场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让企业家有最好的激励机制，需要政府有为。
当然，我们也要怕政府过度有为造成扭曲，所以我说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如果你不把这两个辩证的关系讲好的话，市场可能有两种趋势，一种是政府不作为，因为按照目前的语境，好像只要政府作为就是错的，那可能政府就变成不作为了。
政府不作为的最好例子就是智利。上世纪80年代初Intel是芯片生产的最主要的国际企业，当时Intel的计算机芯片的封装和测试主要是在台湾地区、韩国和马来西亚生产。80年代的时候，Intel就想把一部分生产布局到拉丁美洲去，以便分散风险。因为东亚地区的成本比拉丁美洲更高，到那边去可以节约成本。
1980年刚开始的时候，Intel首先找了智利政府，因为智利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在拉丁美洲都算是比较高的。Intel对智利政府说，我这个投资非常大，我要地、要基础设施，另外智利没有做电子加工的技术人才，政府必须设立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智利政府答复Intel，非常欢迎你来投资，但你来找我干吗？市场都会解决的，你要地，可以自己去征地，你要基础设施，你自己去盖，你要技术人才，你自己去培养，政府不需要做。Intel说，如果你不做，我需要花多少时间？
而哥斯达黎加的做法正好相反。这个国家条件比较差，原来出口主要是农业、鲜花、热带产品和旅游业，基本上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哥国总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带着整个内阁去找Intel说，听说你想到拉丁美洲投资，投资需要哪些条件我都帮你，结果Intel就投资到了哥斯达黎加。上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出口基本没有制造业产品，现在80%以上是制造业产品。而且Intel成功后也跟着带来其他的投资项目，医疗器械这些投资者都过来了。
这两个例子说明，
市场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做的都是错的，很可能会导致政府不作为。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政府总是要作为，但是没有人给他讲什么样的政府作为是对的，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那很可能就变成政府乱作为。
所以要避免政府不作为和政府乱作为，学者有责任把什么样的作为是对的、什么样的作为是不对的讲清楚，而不能认为可能因为中国政府太强势了，就不能再谈政府的作为了。
产业政策也是这样，在大多数国家推行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不用产业政策的，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像美国、欧洲、德国不继续用产业政策来帮助其产业发展的。这种状况下，作为学者的责任就是研究清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会失败，什么样的原则来制定产业政策会比较成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怎样根据它的发展阶段的特性来制定产业政策。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讨论，但是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政府作为是错的，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错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吗？如果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错的，那这么多年的产业发展是怎么来的？这么多年经济转型的升级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是有改进的空间，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吃饭有时候会呛到，但是不能说因为有不良后果的存在，所以我们都不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