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也许，中国只有
某
些胆大妄为的研究者
会堂而皇之地
将
“
学术研究服务于当下
”
作为学术事业的
目标
，甚至有时会罔顾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去迎合一些所谓的政治需要，或满足一些个人
的虚名浮利
。
不管怎样，此时此刻，我想中国的法律史学者应该做出一些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以求更加完善地修建法律史学的摩天大厦，从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出发进行法律历史研究，实现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之目的。
Duve教授在今天的演讲中，不仅为我们进一步描绘了全球法律史的未来美好图景，更在全球法律史的背景下集中探讨了法典化的问题。通过此前的阅读和本次聆听，个人对于全球法律史的兴趣更加浓厚，对于其中诸多富于启发的观点印象深刻。虽然Duve教授的精彩观点难以枚举，但我想针对其中几个比较关键的名词术语贡献一点自己粗浅的理解。
在我看来，“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一词作为Duve教授的原创，是打开全球法律史的一把金钥匙。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获得了一种崭新尝试的可能，不仅同时具有“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两种知识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使长期流行的基于国家民族法律历史的立场和思维取向进行法律史研究的路径发生转换，更尝试通过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重新理解规范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我们对于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法律知识的全球化历史成功实现了解构和重组。以上知识贡献，对于我们重新梳理国际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法律历史——尤其不发达和落后国家地区的法律历史变迁，重新认识自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的中西法律交流历史，乃至在全球法律史的视野下重新评价中国数千年来的法律文明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正如全球化一样，作为一场影响全人类的世界性运动，全球法律史或法律史在全球的展开，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知识条件。我们看到，数个世纪以前，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不断地在全世界进行能源掠夺、资本扩张和殖民拓展，以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为主导，以罗马法文化为底色，同时具有鲜明宗主国特征的法律文化，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不可否认，这个全球法史的创造过程，以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为契机，借助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空前强化了人类社会法律文化的联系和互动。当然，这一过程所影响的不仅是被殖民的、所谓“落后”或“野蛮”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西方世界的法律文化本身也受到这场法律全球化运动影响。直至今日，这场全球化的法律运动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尚未终结，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终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Duve教授笔下，全球法律史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了四个重要的部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复规范性（Multinormativity），类型学（Typology），和转译（Translation）。每一部分都值得进行专题讨论，也值得从全球法律史的系统结构出发，追寻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实践互动。在本次关于法典化（Codification）的演讲中，Duve教授对于Knowledge和Translation等关键概念的解构性分析，更使我们对于规范知识的生产（Production of Normative knowledge）获得了崭新的认知与收获，希望中国学者未来也能就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互动。
2. 中国的法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