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0年12月23日，新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校视事，在北大原来一、二、三院基础上，将全校改为文、理、法三院。据1931年6月6日《北大日刊》公布的教授名单，周炳琳出任新组建的法学院院长，兼为经济系教授。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其担任，直至上世纪40年代末。
就在周炳琳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一时群情激愤。北大学生会迅速组织“抗日委员会”，发表抗日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誓死驱逐日寇。与此同时，北大教职员也组织“对日委员会”，分别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法学院派周炳琳和戴修瓒（法律系主任）两位教授参加，并由周炳琳担任大会主席。该执行委员会推举周炳琳、胡适、燕树棠起草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电，内容包括：（1）请严重抗议，要求日本立刻撤兵，恢复原状；（2）在未撤兵以前，不得谈判；（3）命令地方政府，不得与日本就地直接交涉。随后，对日委员会分成文书、事务、交际、宣传、研究五个小组，并推举各执行组主任。其中，周炳琳担任交际组主任，燕树棠担任宣传组主任，何基鸿担任研究组主任，每组之间分工合作，共商抗日大计。
1932年5月2日，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创刊。该刊秉持自由主义精神，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舆论阵地。当时这一刊物的审批事项，基本由周炳琳一手操办。他在1932年11月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向市党部申请登记件昨已携交。据云应填两纸（指上下行之申请书而言），琳已嘱市党部宣传科，向市公安局取空白送琳转交先生补填。但先生日内即将南行，若能倩社中黎君今日即取得此项空白交先生补填一纸，当较为迅捷。如何？乞裁夺。
候安
周炳琳 十一月二十三日
周之所以能够帮忙操办《独立评论》的登记事宜，因为彼时他正担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具有工作便利。此外，他还经常为《独立评论》撰写文章，就国内国际政治问题发表观点。目前所见，周炳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共有四篇。
在这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是针对中日问题而发。第一篇名为《对日新方针与讨伐伪国》，作于1932年7月3日。这篇文章的直接政治背景有二：（1）日寇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并发生著名的“淞沪抗战”，结果国民政府被迫签订《淞沪停战协定》；（2）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也就是文章标题中的“伪国”。
从当时中国内部舆论来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方受刺激较深，故民气亦较激昂。‘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方受刺激较深，故民气亦较激昂。自‘一·二八’事变转移了全国人民之视线到上海后，东北事件之深刻印象逐渐磨灭。自上海撤兵协定成立后，南方民气亦逐渐消沉。到了今日，关内已无复民气可言。关外在日本军阀运用傀儡政府横施压迫之下，民众之愤慨蓄而未宣，其潜力本甚大。但若关内不为援救，久之亦将转生失望。因为但见敌与贼压力日增，未见同胞奋臂兴起，结果亦惟饮泣吞声，消失其抵抗力而已”。因此，为了振作士气，维系民心，很需要“全国一致作有组织的动作”，否则“东北之失地绝无收复之望”。
再从当时国际形势上看，周炳琳认为：“中国欲以一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自然是万无此力。不能不引他国力量相助。但他国力量适在此时不能东顾，若中国自己不能挣扎一下，势将立遭摧毁。故时间要素在中国之抵抗日本中亦有战略上的价值。不宁惟是，中国若真能在此时挣扎一下，必且在转移视听中促起西洋列强对远东事态注意力之尖锐化，而缩短其延宕时间。”对于“一味蛮强，根本不讲理性”的日本军阀，不能藉靠“纯理性”的解决方法，“对日新方针中应有讨伐伪国一着为其主要部分。我们本应早有讨伐伪国一举……对伪国与对日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有鉴于此，周炳琳主张，未来对日方针应该注意三点：第一，应能收关内外民气之效；第二，应能转变国际视听，增强国际对满洲事变之注意；第三，其本身应能稍抑制日本之野心。在该文最后，他发出呼吁：“时机迫矣！……日方现正并力吞满洲，正是稍纵即逝之时。若我方不于此时积极行动使形成相持之势，等到日本实行吞并满洲或毫不掩饰的运用傀儡政府，我们岂尚能自救，国际间制裁岂尚能施用？”言外之意，如果不采取紧急有效的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外两篇探讨中日问题的文章，均发表于1936年。彼时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刻意编造荒唐理由，或“曰人口过剩，不能局于固有之一隅”，或“曰将以制俄，以保持东亚之和平”，为其侵略行径诡辩。周炳琳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业角度逐条进行驳斥。
他首先指出，对于人口过剩的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解决，即移民出国和提升本国工业化程度。但“东邻近数十年来其政府非不极力提倡人民外移至朝鲜，至东三省，但卒鲜有实效，去者始终不踊跃，既去而废然返者又不知凡几。此盖表示其国之人口未必真成过剩，即或过剩，亦不能恃移民出国以宣泄之”。因此，日本“非基于人民实际需要而强为攫取他国土地，适见其武力侵略用心之辣恶”。
日本侵略中国的另一借口是“将以制俄”。对于中国，“五年来自关外至华北，每扮演一剧，辄隐示寓有此意，闻之熟矣”。而“俄于中国，自苏联政府成立以后即已放弃领土之野心，当初固曾抱赤化中国之念，近年来以力求在国际中图自身之生存且不暇，本亦已几乎完全放置……现今俄之对日，情势诚极紧张，但紧张之祸根不在俄而在日”“诚欲见东亚局势改善，釜底抽薪之法在日本停止侵略中国”“祸根在己，而反扬言将以制俄，东亚之安定势力非日本莫属，诡辩若能胜事实，国际间可直毋庸说是非矣”。
在《冀察现局》一文中，周炳琳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等主张，批评更为直接大胆。其一，他说当时中国老百姓早已看透，“华北特殊化只是日本外交方面人士的一个外交辞令，并非真有心想以它为题目而从事于实际的折冲”。为此，他提醒国人，“我们不要被这个外交名词吸收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而忽视了冀察现地鼠窃狗盗之事实。我们要唤起中央及地方当局认识冀察现局之严重性”。其二，对于“共同防共”，日方刻意宣传成“两难”问题，企图混淆视听。周炳琳则指出：“其所以在此时提出‘共同防共’的话，小部分用意是让中国朝野先习闻此语，随后把它当作‘悬案’要求解决，大部分用意是想藉此掩盖正在迈进中的华北之实际特殊化。”因此，“所谓两难题，实是同一行动揭着两面幌子。华北的实际特殊化，才是日方的真意向。闹了一阵热闹，原来还是一个骗局”！
周炳琳早已看透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并且预见了中日问题的严重性。从根本上说，“中日两民族本无必要为敌之理由。不必说同文同种应相亲善，即在人类生存意义上说，不相与协力以制服天然之困难，乃互相敌视，驯至互相残杀，其愚为不可及”。欲求问题根本解决，“具体言之，日方须取消伪国，返还东北四省之领土于中国；须取消冀东伪组织，恢复我国地方行政之完整；须停止策动察北诸县之匪乱并撤退该地伪军；须停止策动华北走私；须勿再企图增加冀、察两省之特殊性或更进一步欲并晋、绥、鲁三省而特殊化之，因此须承认废纸塘沽协定及所谓何梅协定，须准备会同各国与中国商辛丑条约之修改或废纸。必先廓清此类以特殊军事或政治力量造成之黑暗局面，中日关系始有趋于正轨之可能”。他警告日本侵略者：“邻邦明达之士如能烛见几微，毋再有以厄我，改求有以助我，固两国之福，亦世界之福，否则一旦踏入厮杀之悲境，甲杀乙，乙亦能杀甲也”。
除了上述三篇文章，周炳琳还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其中某些观点很值注意，尤其需要进行辨析，方能免致误解。在这篇文章中，周炳琳先是结合自己早年研究社会主义经验，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得以出现的社会心理背景，进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历史做了如下评价：“组织成立之后，为探求革命方略之需要所驱策，该党中人始稍稍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苏俄革命作切近的研究。但其志在模仿，又受蔽于第三国际，故其研究止于抄袭，而不能进而以批评的态度衡其利弊得失。”其中模仿抄袭等说法，大致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上不够成熟的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正因为早期的不成熟，才更加体现了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独立探索新中国道路的艰辛及其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接下来，周炳琳将当时的国共两党分野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在于“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在于“社会革命”，故而前者“崇尚全民政治”，后者则主张“阶级独裁”。
“国共合作之初，两党之有识者，皆讳言此分野。大概两党与当时在朝之北洋当局言均是在野的革命党，其遭遇相同，其反抗压迫之壁垒相同，彼此并无利害之冲突。即有体认到此分野者，亦觉当时不必有此顾虑。国民党负责者则有自信德威足以感人，共产党发言人亦自认彼党若崭然露头角当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现阶级中彼此绝无冲突可言。初不料事势推移，分野之意识逐渐显现，以合作始，曾几何时遽以分裂终，且成为不解仇也。”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中无人能够“震慑”共产党，故而共产党人试图“掌握革命实权”，“乘虚抵隙，频收分化国民党内部之效。”
然而，在周看来：当时共产党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之条件”，没有足够兵力“在短时期内统制全国”，也就无法步苏俄后尘，实现“共产化之前途”。换言之，“社会革命”无法超越“国民革命”的阶段而突进。与之相对，国民党以“攘外必先安内”相号召，虽然具有一定欺骗性，但或许更切合当时社会上某些人士向往和平的心理。
由此可见，周炳琳之所以批评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心中存在一个改造中国的思维定式，即只有先经历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否则，提前进行社会革命，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周炳琳这种社会变革的逻辑次序，其实与孙中山早期关于“三民主义”的革命进化思想不谋而合，但毕竟理想化色彩较为浓厚。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的道路是靠革命的实践走出来的，很难用理论或逻辑进行人工预设。
该文最后一段，周炳琳再次表明立场，希望共产党人能够
“取得法律上之地位，循宪政常轨”
，以法律和宪法为武器，与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在朝堂上进行抗衡，和平实现社会革命的远大目标。
这篇批评文章作于1933年8月，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也许会多一番同情与理解。经过四次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虽然红军元气未伤，但高层分歧有所显露，并直接导致前方战事失力。彼时彼刻，周炳琳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局出发，希望国共两党和衷共济，回到宪政民主轨道，内求团结，外御强敌，亦属情理之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里面不乏有识之士积极谋划抗日之策。1932年秋，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次长钱昌照秘密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讨论抗战事宜。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参谋本部，蒋介石名义上担任该会委员长，而由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具体负责各项事务。该委员会网罗大批各界精英分子，首批委员包括北大教授周炳琳、胡适、王世杰、周览等，共计39位。这个委员会在存续期间内，开展了一系列国防经济的调查统计，以及一些与国防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并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制定了详细建设计划，成为“抗战建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周炳琳始终保持着对于革命左派及共产党的关注。这种关注部分缘自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三个人：其一是他的妻子魏璧，另外两个是好友许德珩和劳君展夫妇。著名左派教授许德珩与周炳琳曾是五四时期的亲密战友，也是相知相交多年的北大同事。周的夫人魏璧与许的夫人劳君展既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同学，也共同为湖南新民学会的积极会员。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则是新民学会的灵魂人物。1920年12月魏、劳二人毕业后，一同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曾于上海半淞园给她们送行，随后又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魏、劳二人对毛所领导的共产革命相当同情，周炳琳对于革命左派和共产党自然也多一分了解。
他虽然身为国民党员，崇尚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在其身边始终围绕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身影。1932年12月，许德珩、侯外庐、马叙伦等人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蔡元培、周炳琳获知消息后迅速展开营救。经过多方努力，许德珩被释放出狱。许晚年回忆：当年12月19日，“他们在牢房设了四盘菜，一个火锅，请我吃饭，算是赔罪。不一刻，杨杏佛先生同北大法学院周炳琳先生来接我出狱，我愤极，把饭桌推翻，随即同杨杏佛先生等出了狱”。此外，周炳琳还曾同许德珩等人给陕北的毛泽东等人送过食品和衣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得益于知情者张友仁教授的研究披露。
据张教授言，1935年底“劳君展、魏璧在北平得悉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就在考虑给毛主席送些什么陕北需要的东西……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位教授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资，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购买物资，送往陕北，对刚到陕北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慰问……他们选购了三十多双布鞋、十二只怀表和十余只火腿……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四人的名义，委托徐冰和张晓梅，装在一辆开往陕北运送物资的卡车上，顺便运往陕北送给毛主席，对毛主席他们胜利到达陕北表示亲切的慰问”。毛泽东收到礼物后，曾于1936年11月2日写信表示感谢。原信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后来，抗日战争期间，许德珩夫妇在重庆收到蔡畅从延安带来的一块手工制作的呢子作为答谢。周炳琳夫妇在重庆收到徐冰和刘昂（蔡畅的外甥女）带来的来自延安的问候，和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的织有梅花鹿图案的地毯”。上引毛泽东亲笔回信最初刊载于《许德珩回忆录》，后又收录在张友仁教授的考证文章中。
1937年春，周炳琳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教育部指示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先在长沙筹组临时大学，最初由周炳琳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后改由杨振声代司其职。次年3月14日，周炳琳、蒋梦麟、张伯苓、郑天挺、秦瓒、施嘉炀、吴有训等人在昆明开会，商讨筹建西南联合大学事宜。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转奉行政院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彼时蒋梦麟欲聘周炳琳为总务委员，但周因奉命赴重庆整顿中央政治学校，推辞未就。两年后，周炳琳方才正式回到联大。1944年8月，原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奉派赴美，院长一职改由周炳琳担任，同时兼任联大法科研究所所长，以迄联大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