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 主要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文明、国家起源与传说时代两个角度展开。
这一时期, 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索上的主要收获是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1981年苏秉琦、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年第5期) , 并据此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6个考古学文化区, 开创了相关研究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结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1986年第2期)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文物》1987年第3期)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等。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运用于考古领域也对考古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手段的代表性运用, 即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随着基础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 通过聚落形态和遗址分布考察来深化对社会经济与生存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结构、物质文化遗存与意识观念的研究, 成为新时期对传说时代及文明、国家起源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思路。近年发现的重要遗址的发掘, 极大地推动了对于新石器时代认识和研究。
此外,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著作也陆续诞生, 相关讨论持续深入。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从考古材料入手, 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相较于传说时代的渺无踪迹, 由于相关材料渐趋丰富, 学界对夏文化的探讨取得了更为确切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河南地区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大大缩短了人们认识夏文化的距离, 提供了一条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通往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途径。90年代发现的河南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为研究夏文化的来源及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 受到了学界重视。随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二里头:1999—2006》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等发掘报告的陆续发表, 逐步揭示了夏商之际宫城及其布局、手工和祭祀活动的更加具体的面貌。许宏《最早的中国》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三联书店, 2014年)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三联书店, 2016年) 等著作中对二里头、陶寺等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详细论述,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上古中国国家起源、城址格局、新石器文化兴衰等论题, 是基于考古成果探讨国家产生问题的新论著。
纵观40年来传说时代与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和成绩, 学科交叉带来的综合效应越来越受重视, 为多部门协作的组织、工作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化研究推动了对于考古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创新, 客观认识和吸收西方考古学理论, 并创造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考古理论和方法, 推动文化关系、人口特点等方面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殷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殷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著名的《甲骨文合集》及《补编》以外, 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殷墟附近出土甲骨主要分为3批。 (一) 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4千多片有字甲骨, 收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小屯南地甲骨》 (中华书局, 1980年出版上册图版, 1983年出版下册释文、索引、钻凿) 。此外还有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 (中华书局, 1985年) 等。 (二)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出土一坑甲骨, 计1583片, 有字者689片, 后整理出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相关研究参考齐航福、章秀霞《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 (线装书局, 2011年) 。 (三) 2002年殷墟小屯南地继1973年出土甲骨后, 又出土甲骨600多片, 有字卜甲、卜龟227片, 这批材料编入《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这一系列甲骨的发现及著录, 逐步完善了科学发掘甲骨材料的著录体例。《小屯南地甲骨》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发掘单位 (灰坑、房屋基址、墓葬) 、出土顺序号, 标明层位关系, 便于探讨甲骨断代。下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甲骨钻凿作了系统分析, 也是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于省吾主编、姚孝遂编撰《甲骨文字诂林》 (中华书局, 1996年) 汇集资料齐全、缕析细致、截断众流, 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至于安阳殷墟、郑州以外地区商代甲骨文发现, 主要是2003年山东济南大辛庄出土有字卜甲, 对研究商王朝与东方邦国性质、商方国都邑等问题意义重大。这些资料整理者不辞辛苦、嘉惠学林的精神, 至为宝贵。
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最为可靠的一手资料,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对新时期以来甲骨学相关研究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总结。而对甲骨文真伪认定、文字考释、缀合、文例、占卜形式等进行考察, 可为殷商史提供良好研究基础。卜辞真伪问题, 典型例子就是家谱刻辞。对此, 早期学者已有争论, 1985年李学勤等编《英国所藏甲骨集》 (中华书局, 1985年) 公布了更为清晰的照片和拓片后引起学界又一次争论。至于文字考释, 在前辈学者基础上, 如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中华书局, 1979年)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 1992年) 等成果, 考释精审, 取得了显著成绩。尽管如此, 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仍十分艰巨。至于文法、语例研究, 学界虽有涉及, 但目前仍较为薄弱。卜辞缀合某种意义为研究甲骨提供了新材料, 以黄天树为代表的学者多有收获, 出版有《甲骨拼合集》 (学苑出版社, 2010年) 及其《续集》 (学苑出版社, 2011年) 。
甲骨的分期断代问题是研究甲骨文的前提。随着新材料出土, 对董作宾提出的传统五期说, 学界有了新认识, 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2.“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1977年妇好墓发现后, 李学勤首先提出“历组卜辞”的概念, 根据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出组卜辞同版等多方面论证, 将传统归于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提前至武丁晚年到祖庚时代。支持者有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1981年) 、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 1984年) 等。为解释武丁至祖庚时期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 李学勤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 一为宾组———出组———何组———黄组, 另一系统为
组———历组———无名组。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最早将“两系说”系统化, 按类型学原则根据卜辞字体及演变对卜辞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提出
概念。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 (文津出版社, 1991年) 、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均支持两系说, 并予以更具体的解释。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则全面探讨了“历组卜辞”的时代和分系。反对历组提前, 坚持认为历组仍属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的论著, 包括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古文字研究》第三辑, 1980年) 及其《再论武乙文丁卜辞》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 1984年) 、罗琨与张永山《论历组卜辞的年代》 (《古文字研究》第三辑, 1980年) 、曹定云《论武乙、文丁祭祀卜辞》 (《考古》1983年第3期) 、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等。关于甲骨分期的讨论, 极大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水平的提高。
40年来, 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趋系统、细致, 研究内容涉及商代国家社会及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往有长足发展。这些年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
1.卜辞中“众”的身份问题。相关讨论涉及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传统研究一直在奴隶社会前提下展开, 改革开放后, 学界重新审视“众”的身份, 多认为“众”非奴隶, 如朱凤瀚《殷墟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 (《南开学报》1981年第2期) 、张永山《论商代的“众人”》 (胡厚宣编《甲骨探史录》, 三联书店, 1982年)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