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莎拉即将升入大四时，开始度过学习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忙碌时刻。我们认识之初，她玩DOTA，后来玩LOL，再后来玩王者荣耀，她将这种变化总结为自己能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这个难搞的专业。
“当时真是脑子抽了才来这边读书。”莎拉厌蠢症上头的时候，连自己也不放过，在她看来，专业又苦又难，搞不好还要“终身学习”，着实令人崩溃。
“先混到毕业再说吧。”莎拉摇摇头，“感觉顺利毕业会被扒掉一层皮。”
莎拉说自己每天都烦得要死，毕业后一定要转行，不会再干了。她的表情像是上了一个大当，令人不由为之惋惜。
“你知道特殊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吗？”莎拉问我。
“教自闭症小孩。”出于好奇，我浅浅研究了一下她的专业：“也教发育迟缓、失语症……”
我对小朋友没有太多的耐心，猜测莎拉大概也是如此。莎拉对我的耐心大多数时候也只有几分钟，就更别提对小孩子了。
因为要在毕业论文里用到实证分析，莎拉天天纠结她的“P值”。由于实证检验的“P值”总是落不到可用范围内，这个“P值”就真的变成了个“屁值”：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也甩不掉，用却用不上。
莎拉问我，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真好笑，我们两个混子居然沦落到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于是，建议她偷偷换数。每年毕业季都有大胆的学生乱编数据，从没人出过问题。如果不幸被抓包，那这些“天选之子”就可以去买彩票，准中大奖。
但是莎拉却拒绝了。
“你变了。”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
她曾是天不怕地不怕，没什么事不敢做，却对学业如此真诚，着实令人咋舌
罗莎拉的改变，源于一次专业实习。
按照学院培养方案，所有学生都必须要进行外出实习。实习的地点由学院统一分配，莎拉被分配到了T院，那是一家明星三甲医院。
在T院的康复医学中心，莎拉第一次见到了真实的失语症患者。失语症是一种由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区病变引起的语言交流能力障碍，对于患者而言，日常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如同被无形的牢笼困住，想说话却说不出来，知晓他人的意图却没办法做出回应。
每周的固定几天，莎拉都要从学校宿舍启程。由于出发时间太早，学校食堂都还没开始供应早饭。莎拉不得不披星戴月，忍饥挨饿。
有时候，莎拉也会觉得这个实习挺有意思。比如，面对支支吾吾的患者，她可以亲身体验“你画我猜”。
T院不是专门的儿科医院，各个年龄段的患者都有。有个成年男患者给莎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已婚未育的他受疾病后遗症的影响，无法正常和别人交流，但神奇的是，他虽然日常对话严重受限，但一吐槽起自己的老婆却突然变得口齿伶俐。上一秒，他连自己姓名年龄都说不清，下一秒，就开始拉着莎拉的手喋喋不休地diss枕边人。
都说爱妻者风生水起，莎拉默默地想，这或许是恨妻者的“专属报应”。
“T院好啊，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还挺有意思的。”莎拉偶尔会产生这样感慨。
受碍于时常作祟的厌蠢症，和对专业的不太喜欢，莎拉常常没办法沉下心来好好帮助患者，在遇到未成年患者时更总会“偷懒”，这直接导致了她直到实习结束的那一刻，也没亲自为任何小朋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同一批来实习的同学包容她的任性，大家互换观察数据和治疗日志，以小组作业的方式“潦草”地结束了任务，成功拿到了实习学分。
不过，正是因为这份不热爱，使莎拉总是能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静静地观察周围的人们。那时的她，不内耗也不怀疑，不思考也不反驳。她只是静静地在网罗疑难杂症的T院里，观察着这个小小的、五花八门的人间。
莎拉对自己的带教医生印象深刻。
这位头发花白却总是健步如飞的老主任，有个奇怪的原则：他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区悬挂锦旗。甚至，当知晓家属有此意愿时，也会主动谢绝。
莎拉对此一头雾水。
主任告诉她，因为来T院就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他不想让别人一看到满屋悬挂的锦旗，就认为来找他看病就必须得买锦旗。他不愿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即使“省”下来的这点钱可能“杯水车薪”。
作为一家极富权威的三甲医院，T院的一个专家号几经转手，就能轻轻松松飙到3k。病人住院后，家属们要么陪床，要么在医院附近自寻住处，周边8-10平米的合租卧室最便宜的月租也得2500元上下，黑旅店比比皆是，100元一晚是常态。
患病的成年人或许能在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黯然离场，但是小孩子呢？人的一生有三万多天，总不能让小朋友们“开局即地狱”吧？
主任告诉莎拉，她所学的专业是有意义的。
不是有钱赚，不是有脸面，而是有意义。
于是，莎拉在毕业论文里，认真研究了一下小组作业里的那几个自闭症小朋友的数据。她得出的结论是，在经过了外部干预后，在所观测的时间里，小朋友们并没有明显好转。这几个“案例小朋友”，或许永远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莎拉并不知晓这组数据的原始记录者是在以什么样的心情在观测小朋友，可能也很绝望吧。
可能是接受干预治疗的时间不够长，也可能是小朋友本身的状况不佳。总之，自闭症难以完美治疗这个观点，在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间，少有且难得的达成了一致。
她跟我吐槽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惨。
于是，我笑出了声。
在那之后，我为这种冒犯的举动后悔了好久。
莎拉讲话的语气越严肃，就越显得我缺乏良知和良心。
她问我：“你为什么笑呢？”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只好嘴硬：“我笑了吗？”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回答。
我说，我为她高兴。因为，莎拉告诉我，她决定在毕业后真的去做一名特教老师。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补充到，“这是你的带教老师说的，你亲口告诉我的。”
尽管没有亲眼见到带教主任亲自治疗小朋友，但主任的精神还是有感染到莎拉。她依稀记得在匆忙去吃午饭时，在医院走廊里看到的候诊患者们，他们不是不饿，只是被长久的焦急和不安浸泡得麻木。
莎拉想到了被自己混掉的十几门专业课，想到了被外行们高呼上流的实验室。表面上被学院倾尽全力培养的特教老师们，会是小朋友们的希望吗？
于是，莎拉开始细细阅读各种资料。她发现，手里的数据仿佛会说话，每一项检查结果在如实陈述客观现实之时，也在给读者传递一种声音——那是钞票在粉碎的声音，噼里啪啦。
小朋友并没有做错什么。但疾病就像海洋中的水母，展开无差别攻击，随机蜇伤一个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