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北平图书馆，作为国立图书馆，买下一样不算流到国外！郑振铎问该馆愿不愿意收购，结果北平图书馆也说金额过于巨大，实在是无力负担。
那么，这一切就都陷入绝境了吗？
此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电，称愿意买下，请郑振铎再去询价。郑振铎赶赴苏州，终于把价格讲到了九千元。可是战时汇款艰难，而孙某那里非要在两周之内交割。
很快时间就到了，“教育部”的钱还没有到，郑振铎必须先行垫付。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郑振铎想到了自己工作的大学，暨南大学尚且有一笔办学经费在商学院院长程瑞霖处，那么程院长是否愿意给出这些钱呢？别忘了，还有那么一大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要负担呢！
当他一再忐忑地见到程瑞霖的时候，想不到程瑞霖见他多日未睡，为书烦忧，爽快地把钱借给了郑振铎，终于拿回了这套戏剧研究难得之宝。
郑振铎尽其一生都非常感谢杨寿祺的介绍之情，说
“与之交易二十余年，向来不大讨虚价”。但是据后来的学者研究，却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原来分成两半的《古今杂剧》，属于唐某的一半早就卖给了书商潘某，而潘某与郑振铎本就认识。属于孙某的一半则是杨寿祺和孙某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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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杨寿祺为什么跟郑振铎说书还在唐某处，而不在潘某处呢？因为潘某给这套书只开价两百元，如果郑振铎知道书在潘某那里，可以直接去联系潘某，就没有给杨寿祺和孙某坐地起价的机会了。
等到了两人从潘某那里收全了《古今杂剧》后，就把价格从三千涨到了一万。
这是
“向来不大讨虚价”吗？可是事情又不能这样算。《古今杂剧》改变了元曲研究的面貌，为中国戏剧和文化史带来了一座难得的宝库。
当时的一万元，也许看来是溢价数倍，但是在今天学者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杨寿祺诚然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可是看到郑振铎为国聚书殚精竭虑，也深为感动，所以后来也曾尽力帮助郑振铎在抗战期间收购古籍。
一饮一啄，脉脉回响，不绝如此。
在那个时代，孤胆英雄是要不得的，郑振铎并不是燕双鹰，为国聚书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和日本人以及美国人的群狼战术相对抗。
郑振铎邀请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四人秘密筹组
“文献保存同志会”，拯救江南藏书。
张寿镛
是明末著名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后裔，曾任晚清苏州知府和民国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等要职，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光华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何炳松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暨南大学的时任校长。
张凤举
是中法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也是早期的鲁迅研究开创者之一。
张元济
更不用说，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被日军焚毁的东方图书馆就是他创建的。此外，他也有另一桩锥心之痛。
湖州
陆心源
曾创建著名藏书楼皕宋楼，所谓
“皕”是由两个“百”字拼成，为何取了这样一个怪名字？原来陆心源此楼藏有两百部珍贵宋版书，故以此命名藏书楼，后又有《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笔者曾将其整理出版。
晚清末年，陆心源身故，其子陆树藩欲发卖其父藏书，张元济几经议价，筹得款项，前来购买的时候，却发现陆树
藩
竟然已经把皕宋楼藏书卖给了出价更高的日本静嘉堂。
张元济扼腕叹息，久不能语。所以，他不希望江南藏书重复皕宋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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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为他们聚书提供经费支持的是已经迁往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原来，郑振铎虽然为此事联系的“教育部”，但是“教育部”本身要负责沿海高校西迁事宜，经费有限，很难拿出那么多钱来买书，所以找到了“中央图书馆”。
那时，中央图书馆有一笔钱来自庚子赔款的英国退款，数额为一百万，原本专用于建设大楼。“教育部”去游说“中央图书馆”，现在打仗了，后面货币必然贬值，等到胜利回到南京，这一百万就不剩什么了，不如现在拿出来购书，也算是得其所哉。
“中央图书馆”答应下来，派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前往上海联络，开展工作。
当然，和其他四人相比，郑振铎最年轻，所以在外面跑书购书的担子，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这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文献保存同志会先是拿下了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藏书，可转眼间常熟翁心存藏书、沈知芳粹芬阁藏书又被对手获取。除了购书之争，郑振铎自己的人身安全也陷入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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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铁琴铜剑楼旧影
那时候的上海，谁不是处在危机之中呢？《社会日报》的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首级被悬于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
沪江大学校长、抗日志士刘湛恩被暗杀；
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郑蘋如，为了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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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特务头子丁默邨而牺牲；
他曾兼课过的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生王元龙、陈明都牺牲在抗日的游击战场上。
就连他自己，也多次在租界中遭到了日本特务清水董山的追捕，差点儿被堵在了书店里，幸亏伙计灵活应对才让他逃出生天。鲁迅的遗孀许广平被日本人抓去，想拷问出文化界的抗日志士名单，甚至都上了电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