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随着2024年末一揽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的出台，以及地方政府持续推动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和市场化转型等，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得到进一步缓解。
二、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问
题
（一）过于强调当期财政平衡，可能影响中长期财政经济风险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平衡财政理念影响较深。平衡财政
泛指在一定的财政赤字规则下对财政收支进行综合平衡的财政政策理念，而
功能财政
更加强调为实现财政职能而确定财政政策，即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和社会公共需求合理确定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的财政政策理念。我国赤字率常年不超过3%（仅有少数特殊年份有所突破）是平衡财政理念的一种体现。
一方面，
平衡财政下经济发展需求的资金难以得到满足，财政政策执行层面逐渐形成了“控赤字、扩专项债和隐性债务持续增加”的模式，加大了隐性政府债务风险的防控化解难度。
另一方面，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可持续的前提。若在3%赤字率约束下的财政平衡并不足以有效地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使经济及时走出泥潭，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安全，那么即使不突破3%赤字率也难以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
（二）财政应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挑战的系统性、有效性有待提高
第一，中长期财政运行紧平衡形势将持续，尤其是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仍然存在。
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房地产市场低迷、减税降费等导致财政收入增收困难，土地财政转型紧迫性加大；另一方面，民生支出、付息支出等支出压力不减，上级政府多目标考核、民生提标扩围等加剧了支出刚性。部分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没有根本改变，从而进一步推升债务风险的隐患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既要加力提效稳定经济发展，又要避免盲目扩张、加剧政府债务风险。
第二，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的适应性仍有待提高。
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并将在未来成为主导，是大势所趋。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新税源不断涌现，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庞大，同时数字经济也带来不少潜在风险。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化替代的逐渐普及，可能会出现新的技术性失业；收入可能向少数科技巨头企业的所有者集中，传统行业从业人员收入下降等。目前，我国税收政策对新业态的适应性仍显不足，造成部分税收流失和社会不公；同时，财政支出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失业、收入分配恶化等风险的应对仍有待加强。
第三，财政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系统性有待加强。
随着婴儿潮一代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受生育观念变化、医疗卫生条件飞速改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富先老”将对我国财政体系带来三个方面的明显冲击。
一是
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财政支出刚性不断上升；
二是
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慢于人口老龄化，财政对社保基金补助规模连年攀升；
三是
劳动人口规模减少，消费和投资活力减弱，将导致财源扩张逐渐受限。
第四，财政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随着全球进入“特朗普2.0时期”，全球贸易摩擦日益升级，全球产业链重塑、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上升。外部风险上升，可能对我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财政政策需要内外兼顾，以稳定国内经济发展大局。（详见《
财政如何应对关税战？
》）
（三）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宏观税负亟待稳定
在连续减税降费十余年之后，我国减税降费的效果边际递减。
收入端的减税降费政策对缓解企业和居民现金流压力有一定效果，但在企业和居民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