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米哈伊尔
：是的，在我对奥斯曼埃及的研究中，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探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一时期。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向现代性转型”或某种从旧制度向现代世界转变的关键时刻。就埃及而言，这一转变要么是以欧洲殖民主义的方式来叙事，即以拿破仑及其三年占领为核心；要么则是以欧洲和美国国家形态及其功能作为范式来检验其它地区，进而理解一个可以识别的现代国家的形成。
十九世纪出现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认为古代东方人民是国王的集体奴隶，随时可以被动员参与各种工程，比如金字塔的建造。然而，古代劳动史研究如今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图景。在您看来，关于古代集体奴役的观点是不是十九世纪欧洲在中东殖民实践的投射？
米哈伊尔
：我认为，无论是埃及、中东，抑或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转型”，其实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它主要与农业领域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而非其他因素。这一过程耗时数十年才得以完成，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才能或行动的产物。拿破仑最终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的历史轨迹。同样，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立的国家本质上是更深层次力量作用的结果。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实际上是利用并且加速了埃及已经发生的变化，将资源和权力为他所用。历史并非线性发展的。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上，我通过研究埃及的灌溉工程，展示了它们从大约1700年至1850年规模不断扩大、劳动使用量增加以及导致更多死亡的情况。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我完全可以想象，某些十九世纪的基础设施工程可能比古代的更为致命，而另一些则未必如此。欧洲东方主义投射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于，它们宣称在极其复杂的情形中发现了确定性。他们描绘的专制君主并不具备他们声称的绝对权力，而自古以来的历史也并非一场稳步向好的（或向坏的）进程。与传统观点相对立的是，我展示了，诸如在与奥斯曼国家的关系中，农村耕作者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奥斯曼埃及的动物》
《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似乎较少关注埃及动物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动物之间的互动。而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源于对希腊化时期托勒密埃及象狩猎的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现状如何？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米哈伊尔
：或许我可以通过反思埃及是不是非洲的一部分这一争论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是埃及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盲点。大多数埃及历史学家，以及更广泛的中东历史学者，并没有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过非洲历史。中东历史研究领域的形成过程几乎完全忽视了非洲，这无疑是一个问题。埃及显然是非洲的一部分——不仅在地理上显而易见，其历史上的贸易路线、数千年来各个埃及政权发动战争的方式、埃及人获取奴隶的方式也能说明这一点，而且它还从宗教、知识、家族和其它网络等多个维度参与了非洲的离散。我认为，现在以及未来几十年，对埃及历史学者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历史学者来说，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将这一地区视为非洲历史的一部分，或者在研究埃及和中东历史的时候，将其与非洲历史一起思考。我还想借此机会提到另一件事。正如马丁·刘易斯
（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学历史地理学家）
和卡伦·维根
（Kä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学日本历史学者）
告诉我们的，“大陆”是一个神话。我们暂且接受这一概念，埃及在“大陆”中具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它是少数跨越大陆的国家之一，西奈半岛在严格意义上是属于亚洲的。在土耳其，“跨越大陆”的概念在历史与思想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好奇的是，类似的思考方式在埃及和埃及历史研究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奈半岛与埃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充满着张力，它被看作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区域或者是埃及与巴勒斯坦的中转站。“埃及位于非洲与亚洲之间”，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略有不同的视角，还为更加严肃地研究西奈半岛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奥斯曼之影》出版后引发了一些批评。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这些批评可能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影响。我在本科时期对奥斯曼帝国非常感兴趣，还曾考虑将奥斯曼时期的希腊作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然而，我发现美国的奥斯曼研究几乎被土耳其学者主导，现代希腊研究则完全被希腊学者占据，这让我感到却步。我并不后悔选择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近东作为我的博士研究领域，是因为我的学术对话者主要是希腊罗马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对我这样一位中国学者，他们显然比奥斯曼或现代希腊历史领域的学者更加包容。四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这一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