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打完水，我们回家了。热情的小狗 Kaya 一开门就扑到我身上舔来舔去，而 Buzz 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我，大姨说这是因为他有一些童年创伤，但是他非常善良。没过多久，Buzz 竟然向我敞开了心扉，舔舐我的皮肤，甚至还主动和我握手，大姨很惊喜，说 Buzz 一般要好几天才能适应一个陌生人的存在。她一边说，一边拍了好多照片一股脑全发给我。然后，我陪她一起看一部美国刑侦电视剧，她跟我分享剧情的时候，我偷偷在豆瓣搜了一下，发现她最觉得最可爱的角色 Tony 其实是大反派，我没告诉她。
夜幕降临之后，我发现这里真的是 the middle of no where，太阳落山之后村子里几乎没有光污染，也极少有人出门。大姨跟我说，当家里有小老鼠出没，她的两只狗会把它们用牙齿撕碎，她再把老鼠们的尸体扔出窗外，给山上的老鹰吃。还有一些时候，山火四起，老鹰的巢穴被烧毁，在寂静的夜里，能听到它们的哭声。我想，大姨在这里可能挺孤独的。
第二天，我的工作正式开始了，主要就是帮大姨修整她的院子和植物，还有赶集、买菜和做饭。虽然大姨每天都给我做一日三餐，我有时候也会主动提出做中餐。
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拔野草，有的草使劲一拔就能出来，但是有的就要铁锹、铲子和剪刀一起上。我经常会一边拔草，一边听播客，往往能进入心流状态。有一天下午，我听到主播提到，最被高估的品质是吃苦耐劳，在烈日下拔草的我不禁汗颜。我花了四个小时，才把大姨门前的一小片杂草清理干净。我突然想到，如果如今城市绿化的杂草是用除草机的话，那么那些长在花茎旁边的野草呢？用机器能除掉吗？如果都需要用人力拔掉，又是谁来干这些工作呢？
这几天和大姨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全方位地唤醒了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回忆：每天九点多自然醒来时她们已经坐在客厅看电视，有线电视就那几个节目，古早电视剧和电影轮流着播，那些记忆里已经很老的脸稚嫩地跃出，割裂又神奇。等我洗漱完，咖啡和蛋糕已经被用心地摆放在餐桌上（我奶奶一般是放豆浆和蜂蜜小蛋糕）。野外劳作的疲惫程度类同于在小区的健身器材区上下翻滚，玩儿累了，热了，一定会有一杯好喝的端过来。大姨给我的是冰沙版chai latte，但我奶奶不爱让我喝凉的，所以一般都是温热的苹果水。她们做饭总是爱做特别多，吃不完的放回冰箱，为了不让这些食物放太久，我总是自觉地提出吃剩饭的请求。晚饭后她们会再给我倒一杯饮料，出于节俭的生活习惯，往往是用浓缩糖浆或是果珍粉冲。并且，她们会用冒着星星的眼睛期待地看着，好像掌握了制作特饮的秘诀，像老小孩儿一样。
这样的生活规律且稳定，换宿的最后一天，我非常不规律的月经竟然来了，特别惊喜。
大姨家一角（图片已得到受访者授权）
我们很快建立了互相的信任，生活之外，也有不少对话。那段时间，她正在为母亲的遗产问题焦头烂额，一团糟的姐弟关系更是让她压力爆棚。第七天，她跟我倾诉了很多心事，从她的婚姻、亲子关系、家庭，到个人创伤。她给我看了她弟弟的账单，我才知道她弟弟一直在啃老，他不仅抢到了父母留下的唯一一套有净化水系统的房子，还一直在花父母的钱，加起来至少有十万欧元。我知道，自己无法给出什么建议和安慰，她也不需要我这么做，所以我只是陪着她，安静地倾听。
我想，无论种族、国籍和文化，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全人类都会面临的。
然而，谈到难民问题时，我就难以共情了。生活在比利时荷语区的大姨认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被外来者侵占了，主要就是难民。二十年前，大姨刚生了孩子，同时经历离婚，生活比之前困难许多，于是去找政府领补贴金，却被通知，必须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才可以领。与此同时，难民一来到比利时就可以领一笔救助金，作为本地人的她在困苦的时候却无法得到任何补贴，她觉得这很不公平。
后来，她的孩子遵循传统，都信天主教，上教会学校。她觉得外来者也应该尊重她们的宗教，而不是在城里各处建造清真寺。她带孩子在社区广场上玩的时候，有移民面孔的人冒犯她们，让她们“滚回家”，大姨回骂：“你们才应该滚回家，你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其实，大姨的想法有点像一些国内一线城市的“土著”对外来人的看法，明明拥有特权，却把自己和外来人放在同一标准上比较，控诉自己的权益被侵占。
与此同时，大姨欢迎各地的人来她家打工换宿，也确实帮助过许多难民，我相信她对待那些人并不会比对我差。她曾经遭受过很严重的人身伤害，却仍旧选择相信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