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老师提到，这项研究除了与中国史、日本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就中日交流展开讨论，也尝试与研究地中海长程贸易的学者就信仰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对话。在讨论贸易机制时，李老师尝试将研究拆分为几个小问题：在贸易的过程中，海商、僧侣与寺院如何进行合作？皈依佛教的海商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便利？商业利益是否促进海商主动皈依佛教？从杭州径山寺与博多承天寺运送木材留存的信件中看商业信函的模式是怎样的？贸易过程中如何处置突发情况？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李老师尝试探讨研究所涉时段内海商与僧侣这一贸易网络形成、发展和结束的完整过程。
接下来，李老师详细讲解了该书所讨论的宗教－商业网络形成的关键时间节点。在宗教－商业网络形成的初期阶段
（839-900年）
，僧侣和海商间的合作尚未常规化，更多是个人层面的交往，僧侣依靠海商渡海、购买佛经，海商借助僧侣的人脉获利。第二阶段，李老师将其称为有官方认同的阶段
（900-1100年）
。书中通过对日本巡礼僧和中国皇帝之间互动的描述说明中国和日本当权者对这种非官方网络存在的默许与利用。
随着日本大宰府对外来商人的管制逐渐松弛，宗教与商业的互动网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100-1200年）
。外商面临的管制松弛，但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大宰府的支持，需要寻求另外的在地势力的帮助以应对各种风险；从寺院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僧侣对于海商的认同，也有借助海商传播佛教思想的需要。这促进了僧侣和海商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中国商人原本在日集中居住的鸿胪馆在1047年火灾后未重建，因此获得了在日定居的机会，在博多形成“唐房”。关于唐房的史书记载并不多，考古发现的唐房使得我们对于在日定居的中国海商的规模、人数有了一定的了解。李老师特别指出，唐房的影响可能还可以扩大化，从日本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可以看出，当时似乎有更多的寺院可以雇佣来自中国的工匠，唐房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日工匠、技艺和物质层面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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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准师范《板渡的墨迹》
纸本墨书，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第四阶段
（1200-1270年）
，在唐房出现之后，来自中国的海商与日本的在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僧侣和海商之间已逐渐超越个人层面的互惠互利，形成一种更紧密、更机构化的合作。海商可以隶属于某个寺院，甚至建立寺院，通过寺院进行贸易合作。李老师重点介绍了被现代学者称为“板渡的墨迹”的书信。这封信是公元1245年南宋都城杭州的径山寺的住持无准师范写给日本博多新建承天寺的住持圆尔辨圆的，对其运送木板、协助重建径山寺一事表示感谢。这些木板看起来是礼物，实际上是商品，而这一交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长期进行书信、礼物和人情的交换——还有对佛教的共同信仰——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和义务。从此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海商继续寻求支持和宗教庇护以促进他们的业务，并降低长途贸易的风险；宗教机构寻求海外合作伙伴以推广新兴的佛教教派，获得用于宗教仪式和兴建土木的物质资料。
第五阶段
（1270-1368年）
，新安沉船和在水下打捞出的货物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来往贸易量的巨大，从沉船中发掘的28吨铜钱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铜钱的巨大需求。李老师提到忽必烈两次攻打日本对中日长程贸易的影响，在这一动荡时期，许多中国禅宗大师应邀或为逃离蒙古统治而前往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之间的宗教联系；日本与大陆有联系的禅宗寺院是贸易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佛教关系在贸易中仍发挥着多重作用。贸易得到了镰仓幕府的支持，因为幕府统治者需要许多来自大陆的商品以促进镰仓转型为繁荣的宗教、商业和文化中心。第六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