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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抖音数据来看，自4月28日起，其账号粉丝数从416.2万降至如今的415.3万。
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现场秩序混乱与购物体验下降，多位消费者反馈排队时间冗长、场内拥挤、“选不到货”“看不清商品”；其二是商品品相与价格之间的强烈反差，有网友指出衣物“未清洗直接上架”，鞋履“普遍脱胶掉皮”，部分T恤标价高达800元，“远超合理预期”。
其三，也是最具公信力杀伤力的，是假货事件。
在市集现场，有消费者反映购入了假冒的奢侈品牌商品，包括miumiu针织衫、LV包等，并在小红书上发帖质疑，引发社交平台迅速发酵。
面对迅速升温的舆论压力，刘美含于4月28日在小红书发布视频公开回应，试图挽回信任危机。她在视频开头鞠躬致歉，然后用大量篇幅从自己三年前在小区跳蚤市场摆摊的经历讲起，强调举办闲置市集的初衷是“让物品流通”“传递爱意”，并反复表示“希望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美好可以流通起来”“不会被问题打败”。在讲到市集上发生的动人故事，例如九岁男孩拍下首饰送妈妈，她声音哽咽。
然而，回应的重心始终落在感性叙述上，对于舆论关切的核心问题——“商品是否存在定价虚高”“是否有假货流通”“现场组织是否混乱”等，刘美含只用一句“市集上出现了几个有纰漏的产品”一带而过，对于背后隐情语焉不详，观感上像在回避焦点。更令人诟病的是，回应中将批评归因于“我的疏忽和不完美”、“我和朋友们的善意被曲解”，这种潜台词暗示“问题不在初心，而在误解”，进一步激化了舆论的反感。配合如“我也不会被问题打败”“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等高频情绪句式，被质疑为标准公关。
刘美含回应后舆情依然难以平息，
背后真正的关键，是观众对“价值感”的失落。
在多数消费者眼中，二手市集本身是一种充满“薅羊毛”期待的消费场景，消费者预期的是低价与偶得；而明星市集则叠加了情绪标签和人设符号，价格体系与心理预期容易错位。第一次活动的主要受众是刘美含的粉丝群体，情绪氛围友好。可当2.0版本出圈后，主力人群转为非粉路人，对他们而言参与的意义就是“捡漏实惠”。一旦诉求落空，转而集体发声的速度也远快于粉丝的护航能力。
AI作图 by娱乐资本论
当商品本身既不够便宜、又缺乏正品保障机制，处于非草根、非奢侈的中间带，就会显得格外尴尬。
此时，原本能加分的明星光环反而变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心。
据娱乐资本论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0位内娱明星公开参与二手商品售卖，出售内容多为个人闲置的服装、美妆和日常用品。售卖渠道以闲鱼、小红书及花粉儿为主，其中闲鱼平台所占比例最高。
实际上，
明星售卖闲置并非舆论雷区，也有不少操作得当的成功案例。
基础打法是通过低价物品展现“亲民”姿态，围绕“勤俭持家”“生活真实感”或“审美在线”等方向塑造人设，常见于两类形象——一类是生活干练节约型，一类则是时尚表达型。在这个基础上，一些明星还会借此与个人新剧、综艺进行内容联动，如在售卖中露出剧中造型或角色关联物品，既能延续热度，也有助于拓宽受众层级，提升大众路人缘。
2016年，
孙俪在微博宣布开设“等花开杂货铺”，入驻母婴类闲置交易平台“花粉儿”
，出售的多为个人及孩子的二手物品，如童装、书籍、鞋子等，标价普遍维持在五折左右。得益于“干净整洁、价格实在”的形象定位，该店铺一上线即获得粉丝热捧，多次商品上架即售罄。
2019年，刘涛则在《欢乐颂》热播期间上线了名为“安迪的衣帽间”的二手店铺，专门售卖剧中角色安迪穿过的戏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