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Martin Heidegger）
和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主流范式，海德格尔是对早前引入中国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的升级，而韦伯则直接关系到东亚现代性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到了90年代，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取代了韦伯的社会理论，而他的知识考古学刷新了哲学的观念。2001年“9·11事件”之后，新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让整个法国理论及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学界失去了势头
（更详细的内容，参见张旭《福柯在中国（1989-2019）》，载《跨文化研究》第8辑，2020年）
。
张老师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变迁，实际上顺应了二战后西方思想范式的转移过程，尽管在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从宏大的视角来看，可以说，二战之后西方学术思想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学术范式更迭。第一次，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催生了以福柯、拉康
（Jacques Lacan）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的“法国理论”，到了90年代，法国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学术范式已经成了欧美思想学术各个领域中的主流范式。第二次转型则始于21世纪初大西洋两岸欧美保守主义的回潮。特朗普的崛起与欧洲右翼势力的扩张，在社会舆论领域中将矛头指向中国网民所谓的“白左”的意识形态，而“白左”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福柯、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的思想学术的产物，尤其是“六八学潮”所开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白左”意识形态的激进性的渊源。欧美保守主义运动不仅是公众意见、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纷争，而且对当代思想学术也产生了强烈的挤压效应，暗中推动着西方思想学术的周期性摆动。实际上，“9·11事件”之后中国学界新潮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转向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体现了对后现代思想学术范式明确的反思意识。
张老师解释道，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转向并非出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趣，而是出于对后现代学术范式的某种自觉意识。90年代我们在思想史、社会史、司法史等领域中已经熟练地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但是在面对福柯晚期哲学时却遇到了应用的有效性问题。此外，我们对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也开始感到不满，因为当福柯使用“自我照看”“精神操练”“说真话”等概念解读古希腊思想时，始终带有明显的出于“当下的历史”立场的现代问题意识，这种对古希腊罗马的谱系学分析是典型的后现代式的“挪用”，其流弊是没有充分发掘古典文本和古典思想的原意，从而失去了批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参照视角——前现代的古典视角。相比之下，施特劳斯对古典的经典文本的细读能在很大程度上忠实还原古典思想的本真面貌，因而能将古典立场作为批判现代性思想重要的参照系确立起来。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之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推进了这种现代性，那么，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则是在“现代之前”的古典哲学的立场上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并在最大程度上撑开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从施特劳斯的观念来看，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并未能克服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反而以一种更激进的历史主义更新了西方的现代性。相对福柯的权力—知识—主体性的社会理论模式，施特劳斯提出了政制—理性—德性的政治哲学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起源的全新视角。如果说福柯的社会理论更新了韦伯的社会理论范式，那么施特劳斯与施米特
（Carl Schmitt）
等来自“老欧洲”的政治哲学则开启了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对抗，揭示了被后现代的“另类”左翼所遮蔽的一个“深层西方”的思想传统。张老师指出，在近半个世纪西方学术范式变革与中国当代思想变迁的大背景中反思后现代学术范式，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学术陷入思想倦怠困境的根由。这其中反思福柯哲学特别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所谓晚期福柯
（1976-1984）
通常指的是福柯最后十年的思想探索，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转向八十年代的自我照看的伦理。相比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晚期福柯并没有给出一个像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那样比较成型的学说，晚期福柯的思想更多地以种种问题域的方式存在。这当然也与晚期福柯以“问题域”为方法论有关。福柯早期的知识考古学以“知识型”
（épistémè）
的方法论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体系及其话语的断裂性；中期的权力谱系学以“配置”
（dispositif）
的方法剖析权力如何通过制度、话语和微观技术等各种异质性的要素渗透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晚期福柯则提出“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
的方法处理自我照看的伦理的主题。“问题化”意味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的历史化，通过问题化来进行“别样的思考”
（autrement penser）
。所谓的“别样的思考”，在福柯这里就意味着在“权力—知识关系”之外进行思考——这就是晚期福柯的“主体性与真理”的基本问题。“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之后的福柯”，就是在“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这个问题域进行别样思考的福柯。从“权力—知识关系”到“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的主题发展，先后经历了“生命政治”和“主体性谱系学”两条重要的脉络，它们构成了福柯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
（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
的基本问题域。
福柯的生命政治在其死后被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方式，这让福柯哲学实现了从一种权力分析的社会理论向一种批判生命权力的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对当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常人们认为福柯最早在《性史》第一卷表述了他的生命政治思想，实际上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中已经有很多的论述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将临床医学突破古典的分类医学置于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医学改革的历史语境之中，分析了医学在处理流行病和医院的诞生中如何一步一步被社会化，最终成为社会医学和公共医学。医疗社会化就是生命政治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在新冠疫情期间焕发出很大的思想活力。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也讨论了规训作为疫情防控的手段如何升级了他在疯狂史研究中所说的“大禁闭”的技术。《规训与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