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0年后，如今的日本低调沉稳、扮猪吃老虎，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强国（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1997年，韩国经济惨遭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财阀经济中的金融系统缺乏独立性，外溢性风险感染到财阀实体，进而波及金融系统，接连多家财阀倒台，形势危在旦夕。
韩国政府情急之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后者向韩国支付100亿美元贷款救急，条件是韩国开放金融市场，提高外资持股比例。
金大中政府立足改革，破除国企垄断，推动多行业私营化改革，同时简政放权，降低公务员雇佣人数。这波改革开放之后，这只“金丝雀”在21世纪头十年再次飞翔。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世界石油危机，从“龙舌兰危机”到“潘帕斯雄鹰”断翼折戟，从汉江奇迹到“金丝雀”再度飞翔，从泰铢崩盘到亚洲增长奇迹熄火，从日本泡沫危机到“默语重生”，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墨西哥、阿根廷无不在开放市场中摔过跟头，但别无选择。
中国继续开放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积累的家底同样面临不确定性的冲击：
一、若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而是一个资本自由流通、汇率自由波动的全球化市场。如此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即将面临的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冲突与竞争。
二、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增长模式都将面临挑战——货币、财政、汇率、资本管制、人口、金融等经济政策都将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政策的灵活性和效果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此“政策性经济”将面临市场性经济的挑战。
三、过去依靠政策性创造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也将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被削弱，需要重构全球化、市场化的竞争优势。
四、现已积累的高外汇、高储蓄与高国储“三大压舱石”，将面临汇率市场化波动、资本“堰塞湖”泄洪、国内经济周期性烫平的冲击。
前事之失，后车之戒。从万里长江到浩海太平洋，从“堰塞湖”到国际资本浪潮，规则、政策、竞争烈度、风险尺度以及历史机遇完全不同，但丑妇终须见姑嫜，纵然前路凶险也只能前行。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唯有深度改革，方才行径致远。越改革越强大，法律制度体系越完善，对全球化的市场逻辑及竞争规则越熟悉，越能够抵御全球化风险，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美国、日本、韩国之所以在危机中重新崛起，都经历过脱胎换骨的残酷改革。泰国、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国家则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滑入了“制度陷阱”——在开放市场过程中利益集团阻碍了制度改革的跟进，削弱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反过来将责任推给市场开放。
理想的道路是改革迎开放，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改革停滞，遭遇外溢性风险，反噬开放政策，进而关闭国门。谨防改革与开放失调，这正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言的“后发劣势”。
向水而生，中流击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今日，学界呼吁以深化改革开放应对贸易战，亦是微言大义。
这是中国政治精英、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广大企业主、投资人，必须快速补上的“国际宏观经济学”重要一课。
三峡河段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从万里长江到浩瀚海洋，中国经济驶入全球化大海，将面临三道险阻，即中国进一步全球化的“三峡河段”：
三峡河段一：“政策性经济”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
在经济学术界，所谓“中国奇迹”的总结浩如烟海且各说各话，但“政策性经济”的结论想必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笔者对“政策性经济”的成败与否、一般理论还是特殊经验不下定论，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探讨。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依靠各种宏观政策组合“激励”市场之手来实现的：
汇率管理制度、资本管制制度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守闸门。这一市场条件与中国即将面临的全球开放经济市场完全不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一相对封闭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配合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制度，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大规模投资，形成中国尤其是近十年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
人口政策、有管制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行政性低薪制度、环保政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形成人口红利、低汇率红利、知识产权红利以及环境红利，共同创造了制造业低成本和出口创汇优势，促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构建了覆盖全产业的初级工业体系，同时积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美元外汇——高增长、高外储、高储蓄（资本管制）。
天量的美元外汇，又经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而促进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支持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体制以及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形成一个封闭性、限制性竞争的国有市场，包括银行、金融、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电网等等，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型工业体系，积累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高国储、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
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与国内经济下行开始产生叠加效应，政策性经济面临挑战，资本管制、汇率管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被掣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日益迫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共识日益强烈。
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被让渡的过程。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成员国逐步让渡了钢铁资源管理主权、关税主权、货币发行主权、部分财政政策主权以及其它经济决策权。
而“政策性经济”体现的是主权的属性，强调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在下一步的开放市场中，中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将面临全球化市场规则的冲击。
有管制的汇率政策、资本管制、补贴型产业政策以及特殊所有制，与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零补贴或低补贴以及公平竞争原则不相符。
汇率政策和资本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否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的关键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环。中国在外汇及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市场风险以及中美利益博弈之间权衡取舍并不容易。
若放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这些经济政策将受到限制，守闸门、加杠杆、强刺激、调节奏等作用大大削弱，高增长、稳财政、稳市场、稳就业的效果组合也可能被瓦解。
如果持续开放与改革反而容易降低风险。若停止改革之后又突然大幅度开放，风险将很难预测。
三峡河段二：“三大压舱石”或遇“堰塞湖”泄洪风险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依靠各项政策的配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那就是高外储、高储蓄、高国储。
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金融开放、资本开放、汇率市场化承压显著，各类资产面临价值重估的风险，国际竞争及资产价格波动将大大增加。这三大压舱石有助于缓冲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
高外储可以缓冲外汇波动、国际市场冲击及外贸环境恶化，高储蓄可以缓冲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家庭债务风险，高国储可以缓冲政府债务风险、周期性波动及社会保障等公共用品不足。
但是，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财政、货币、产业、金融、外汇、资本等政策都受到了限制，这三大压舱石面临“堰塞湖”泄洪风险。
在封闭金融市场中，高外储、高储蓄直接导致高资本，也为货币宽松的自由量裁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累积了国内资本的“堰塞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