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种成为文化现象的帝国主义心态又进一步和种族主义优越感结合起来。许多大国的政治家相信他们的种族因为文明、开放和实现了更加先进的政府形态而负有对落后种族“文明开化”的使命，这种观念导致不仅仅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而往往连保守自由主义者都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英国自由党中实力强大的“自由帝国主义”派系就产生了一战前的首相阿斯奎斯和外长爱德华·格雷爵士。
一旦帝国主义倾向成为一种潮流，对实力、威望和势力范围的关注就至少在公共舆论的意义上直接和政府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无法捍卫自己作为强势帝国的地位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未来的衰落、分裂甚至崩溃。尤其值得考虑的是在整个19世纪和帝国主义一同作为潮流崛起的民族主义。虽然很多人将民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驱动力，但二者的逻辑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民族主义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由主体民族统治的国家，而尽可能减少国家中非主体民族的成分。但帝国永远是扩张性的，并不可避免地要治理大量语言、信仰、文化和生活习惯大不相同的族群。当帝国处在不断的上升期时，民族主义并不会成为严峻的困难，帝国的自信和骄傲可以让他们收买顺服的族群，而征服不顺服者。
《走向火焰》
然而帝国会面对衰落的挑战。越是庞大的帝国，在衰落时就越容易受到多米诺骨牌一般的打击。先是最外围的族群开始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并寻求分离，随后不那么忠诚的次外围族群也开始跟进。不同的族群开始要求自己的自治权利，开始对整个帝国的中枢政权指手画脚，并不可避免地损害帝国中央的权威。在民族主义的力量常常被所谓的“时代风潮”夸大的时候，这基本上意味着帝国将被迫屈服于压力，而走向联邦化——后者在当时被视为很可能意味着帝国的终结。
更致命的是当帝国的一致性受到外部其他帝国干扰的时候。英国，作为一个在文明程度上傲视全球的国家，却在南非掀起了残酷的布尔战争。后世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等政策，就首先出现在布尔战争英国人的残酷镇压里。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南非的好望角防线已不是至关重要。但对布尔人的退让将可能导致爱尔兰自治运动也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帝国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后退都被视为一种必须以任何代价避免的总崩溃的前兆。更致命的是，德国支持布尔人的努力，那大英帝国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不惜代价的镇压事态。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帝国心态正是导致巴尔干成为一战导火索的重要原因。奥斯曼是一个已经衰弱并进而将要被瓜分的帝国，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奥斯曼在巴尔干吐出的遗产，对于不能轻易在地球的其他大洲制造殖民地的“帝国”而言，就是不得不加以瓜分和分割的势力范围，并在这些帝国的视角中被视为一种对殖民地的关系。对奥匈帝国来说，塞尔维亚将成为境内斯拉夫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对塞尔威亚的任何让步和失去控制都会导致奥匈帝国本身作为一个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更不要说1867年的二元妥协后，奥匈帝国就始终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越是事关生死，就越不可能退让。
俄罗斯帝国的情况并没有好上多少。面对一个稳定的西部边界，俄罗斯如果要伸张其帝国野心，就只有向东征服远东和亚洲，抑或向西将自己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作为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两种道路。虽然塞尔维亚和其他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的存亡或许对俄罗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可帝国心态会使得在巴尔干问题上的退让是不可接受的。与奥匈帝国一样，乌克兰的“小俄罗斯主义”甚至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存亡有攸关的威胁，如果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帝国存在。但是，奥匈帝国在其加利西亚地区鼓励四百万乌克兰人成为动摇乌克兰对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中枢，这就让两个帝国互相掌握了对方的软肋——在帝国时代，这意味着，双方要么通力合作，要么就共同走向毁灭之路。
宫廷内外的外交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