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另一方面，乾嘉以降学者对考证工作的常态研究，也和“明义理”的典范要求日趋脱节，逐渐流于琐碎饾饤、擘绩补苴的狭隘境界。一旦西力入侵，形势豹变，这种原已遭逢“技术崩溃”之内在危机的传统学术自然无法有效回应时势的挑战，而不能不被迫走上彻底改造的途径。梁启超在论清学之衰时，
便说：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运命自不能不复久延。
当然，在上述内外两重危机的交相侵迫下，清末儒学内部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自救的努力，其最足为代表的，便是以廖平、康有为为后劲的今文学运动。
稍早于康有为，廖平已经试图弥缝诸子异端之学与西方文化对传统儒学所造成的强大冲击。为了应付诸子学的挑战，廖平主张先秦诸子也和孔子一样创教改制，诸子百家与“孔道”非但不相排斥，且有密切的源承关系，他说：“子家出孔圣之后，子部窃孔经之余。”对于西方文化的威胁，廖平则以一个全盘改装的孔子加以化解。他宣称西方现代文明皆为孔子所曾预言，西方“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子乃是“全球之神圣”，六艺则为“宇宙之公言”。
廖平这种以“奇伟尊严孔子” 为手段来为危疑震撼的儒学注入新活力的努力，在康有为手中，阐发推衍，抵于极致。为了达成变法改制的政治目的，康有为不但斥古文六经为刘歆所伪托，一举推倒传统经学中的古史系统，更将六艺经典重新解释成孔子“托古改制”，“垂法万世，范围六合”的一套神秘符号系统。在他笔下，孔子俨然一教主大圣，其推尊高扬，可谓无以复加矣。
然而，廖平、康有为等人因应世变，亟亟乎维系传统学术基本典范于不坠的工作，反而对整个儒学传统造成了致命的一击。梁启超论《孔子改制考》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吊诡的现象：
《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康氏）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类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由是而观，中国传统学术在清末民初时，殆已濒临全面瓦解的严重危机。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下，重新建构一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紧要的课题。
章太炎所以在清末首揭“整理国故”的大纛， 自然不是无因。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青年胡适展开了他的学术生涯，也担负起了树立新典范的革命性事业。
胡适（1891-1962）
当然，胡适所以能扮演如此一个历史性的角色，除去有利的客观形势外，也和他个人的主观凭借密切相关。余英时已经指出，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遵循着训诂考证的正统路向。同时，他远在异域“自修汉学”，既然无家法师承，也就不受宗派成见所囿限，一以己意为断，反而多有会心发明。他在 1911 年 4 月的日记上，便对“汉儒解经之谬”痛加抨击，立志造作今笺新注，别开生面：
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
另一方面，胡适在留美期间，又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中提取了一套治学的“科学方法”。在胡适的理解中，这套哲学的精义不外乎“历史的态度”与“实验的方法”两大端，而其基本归趋则是将一切学说都当作由特定历史背景所造成而有待证实的假设，其价值须以其所造成的结果来做评判，绝无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可言。如余英时所论，这套方法在根本精神上与清代考证学原可相通，而其精密、严格与系统化的程度，则远非后者所能企及。因此，当青年胡适挟其“科学方法”，着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所造成的震撼也就有如“大地震”“火山大喷火”了。顾颉刚记述他在北大初听胡适授课，便有如下的形容：
（北大）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汉章）。……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顾颉刚（1893-1980）
究竟为什么顾颉刚会对胡适的说法震惊至斯？我们从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撰序文中，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蔡序指出了胡适该书的几项特点，其中二、三两项明白点出胡适的主要贡献：一则在以“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径从老子、孔子讲起；一则在于摆脱“独尊儒术”的传统成见，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诸子百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两点，如前所述，正好扣住了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的关键性问题。因而胡适以严密的“证明方法”所完成的“系统研究”，遂能一举摧陷以往学术研究的基本典范，重行指出截然异趣的治学新径。他在晚年夫子自道，认定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民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项小小的革命”，就是针对这层意义而发。
也正因为胡适的学术工作与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深相契合，他的成就与声望也就迅速受到同时代的知识界所肯定。顾颉刚便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判，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1919 年 2 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及两月，即告再版，到 1922 年 8 月更已出至第8版。甚至僻处四川的熊克武也致函胡适，指出该书在川“购者争先，瞬息即罄”，并称扬该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可见当时胡适的声名已为全国知识界所公认，且其声光之盛，凌厉无前，我们只要对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交涉，略加爬梳，便可窥见一斑。
胡适早年为学，深受梁启超之启迪，但两人正式会面，则迟至 1918 年 11 月。当时梁启超早已誉满天下，隐然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而青年胡适仍无藉藉之名，因而胡适晋谒梁启超时尚须请人介绍，执礼甚恭。但是 1920 年以后，两人在学术上的主从关系便有了明显的变化。梁启超不但受胡适影响，回过头重理学术旧业，甚至在后者盛名的威胁下，几乎无时无刻不以胡适为其主要敌手。1922 年 4 月，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将胡适所撰序文置于书末，却将本人的答辩放在书前。同年3月，梁启超又穷二日之力，公开讲演，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凡此诸端，历历可见梁启超已视胡适为其在学术界霸权地位的最大竞争者。事实上，就在同时，胡适已受推主编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国学季刊》；等到 1923 年初胡适刊布《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他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可说已是完全巩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