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数字化改变了现代政治生活。其一，弱化时空制约。如果说古典政治生活完全依赖于本地社区的城邦或宗族传统，而印刷资本主义将现代政治共同体推向了基于认同原则的民族建构，那么当代政治生活则因信息科技革命克服时空限制的努力不断迭代，从而激活了“全球化—本土化”这一张力轴线上的各种建构和解构共同体的政治生态诉求。其二，造就数字生态。如果说电子化更多具有认识论意义，强调信息手段对政治生活的技术支撑，但政治生活和生活世界仍保持着清晰的边界的话，那么数字化则包含了强烈的本体论意义，强调数字技术、社交媒体无法与社会剥离，而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实质内容，甚至统摄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取消线上与线下差异、模糊在场与缺席界限的“元宇宙”。
总体而言，政治生活的数字化呈现出从“社会人”转向“数字人”的趋势。这意味着，无论是社会行动还是共同体建构，都越来越依赖作为数据点的个人，依赖大数据所反映的观察和判断，依赖即时智能通信设备和线上社交网络，而越来越少的单纯依赖物理空间中因人际接触而形成的线下社交网络。不容否认，数字化并不是一个同步均质化的过程，围绕着数字知识储备、数字产品消费、网络接入权限等数字生活资料的占有权问题，在群体和群体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但是，随着数字软硬件服务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及数字技术创新具有的开放共享特征，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并且存在被超越的可能性。正如汽车和电脑虽然迄今都无法完全实现全球普及，但不妨碍它们逐渐改变现代世界一样，数字鸿沟固然存在，却无法阻挡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趋势：人将首先是“数字人”，才是“社会人”，人作为数据的存在，将在逻辑上先于人的存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人”有别于“社会人”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人的非数字生活属性，不是“社会人”的彻底消失，而是走向“社会人”的数字存在。换言之，传统的“社会人”特质部分地消失，部分地实现数字转化，部分地叠加了全新的数字特征，导致人和非人的数字技术之间不再是彼此界限分明的主客体关系，相反，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和高频互动不可逆转，发展为一种模糊主客体界限的混合生态：人依赖于数字而存在，在数字中存在，作为数字而存在。最终，在瞬时性和实时性的基础上，在滚动更新的海量信息算法推送下，“数字人”成为网络化的关系性权力结构中的行动节点。
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创造了全新的政治逻辑。第一，支配数字生产场景的实时逻辑。当海量数据的计算、存储和传递能够在接入网络的条件下瞬时高速完成，就攻破了传统意义上由于地理空间区隔所造成的信息壁垒，使得信息传播、社会互动获得无延迟、无中介的现场性。换言之，作为数字空间意义上的在场者，“数字人”拥有了克服物理时空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场难题的巨大潜力。第二，支配数字行动场景的互动逻辑。实时性要求信息沟通的及时更新、及时回应，使网络化的“数字人”深度卷入具有高度灵活性、自发性、临时性的社会互动循环。这一互动逻辑从根本上重塑了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有效率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行动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数字时代的行动预期。第三，支配数字再生产场景的算法逻辑。互动伦理要求对各种模块化的数据进行持续不断的组装、拆解和重装，完成用户需求敏感型的产品供给。随着海量数据的不断累积、沉淀，如何使用数据就催生了算法政治。在数据服务特定的战略目标、瞄准特定的战略对象，进而被挖掘、重组和投放的整个过程中，算法设计与算法运用构成了数字权力关系的新型枢纽。信息径流诉诸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媒体形式的混合，为各种政治行动者快速地建构真相和发表叙事创造条件，在舆论引导和民意操纵的张力之间寻找定位。
数字化的政治逻辑要求民主政治的数字解放。长期以来，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基于一种技术上退而求其次的排除逻辑。这种逻辑假定，直接民主虽然是更为理想的“纯粹”民主，但只适合政务简约的小国寡民，而对于地广人稠、政务繁巨的现代国家来说，实行间接民主，由少数人去代表人民进行统治，则是虽不完美却更为可行的方案。对这一排除逻辑的正当性的质疑从未停止。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一系列理论相继兴起，不仅在规范层面上批判代议制民主，也提出了一些在实践中提高民主参与水平的政治实验模式，但面对一系列经典技术难题依然束手无策，尤其是如何确保大规模群体决策的同时性以及海量信息的充分传播等等。新世纪以来，数字化在相当程度上开拓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能性，消解了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根本张力，形成了对二者的补充、扩展和连结，让一直带着技术镣铐跳舞的民主政治看到了社会行动获得解放、跃入自由王国的曙光。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解放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有可能通过诉诸数字革新，打破囿于技术障碍而形成的正当性瓶颈，实现自我革命。
虽然数字解放能否拯救代议制民主，其长远前景还有待时间考验，但已经从理论逻辑和现实发展上构成了对政党民主的根本挑战。毕竟自现代政党诞生之日起，围绕着如何看待政党和民主政治的关系，一直争议不断。一派认为，政党对民主不可或缺，是以普选为核心的民主竞争与民主参与的关键组织，是代议制民主确保公民进入国家治理的关键链条。另一派则认为，政党无法保障民主，从“寡头铁律”到“全民党”，再到“卡特尔政党”，无一不是指向政党的科层化、同质化和精英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鉴于西方各国主要政党的党员数量普遍大幅下降，“政党衰亡论”大行其道，政党作为一种党员组织走向萎缩衰落的趋势似乎已是必然。不仅如此，代议制民主也日益受制于治理导向的朝野政党联合，蜕变为精英化的“弱竞争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生活的数字解放不仅挑战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也挑战了政党的不可或缺性，更进一步为政党衰亡命题给出了最新证明。一方面，数字解放为更直接和更开放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当政党无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继续死守自身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代理角色，固步自封于科层化的封闭线下组织传统，那么，面对着追求实时性、互动性、开放性政治生活的“数字人”，政党将彻底失去代表、动员和吸纳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解放推动了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去魅化和透明化，当政党继续死守选治分离的精英民主传统，固步自封于竞争弱化、问责弱化、回应弱化的垄断治理集团定位，则在趋向于网络化的关系性权力结构中，面对基于平台和算法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数字行动者，政党将彻底失去支配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现实正当性。然而，正如下文即将指出，数字解放在对政党民主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之开拓除旧布新的改革空间。政党能否及时恰当地针对政治人的数字解放做出积极敏锐的回应与调适，相应地重塑自身的中介逻辑和组织生态，重获独特的竞争优势，才真正决定政党在数字时代的最终命运。
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并未迫使政党退场，而是推动了政党走向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其中的关键分歧在于，数字化转型究竟是构成了政党的一般性特征，指明了所有政党发展的共同趋势，还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裂隙，指向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和政党家族。围绕上述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依循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各自所采纳的概念和观点也截然不同。
第一种研究进路持技术驱动的工具论立场，假定政党组织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技术，数字技术革新推动政党走向数字技术型政党。从命名学上来看，无论是提出“赛博党”还是“网络党”，都强调数字网络技术为政党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竞争带来便利，降低组织和参与的成本，提高动员和连接的潜力。从类型学传统上来看，强调政党组织类型之间存在辩证关联，数字技术主要是对传统组织工具起到辅助与改进作用，而不是带来策略工具包的全盘更替。换言之，政党采纳和运用数字科技，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走出组织困境的必然选择，借以维系自身政治中介角色的不可或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论进路强调政党组织发展的前沿趋势，但并不指向特定的政党家族或政党类型，亦不考虑政党因应数字化冲击的能力、战略和效果的差异。
第二种研究进路持技术建构的本体论立场，假定数字技术不仅是政党发展的外部因素和辅助工具，还成为定义政党的结构部件与过程机制，催生数字基因型的“数字党”。首先，“数字党”是反卡特尔化的政党。二者都试图降低对正式党员的依赖性，但解决方案完全不同。卡特尔政党偏向国家权力，强调政党卷入国家治理的程度，数字政党则偏向网络社会，强调政党顺应民意舆论的水平。其次，“数字党”是生态化的政党，致力于降低组织门槛和淡化组织边界，将自身打造为开放的、渗透性强的生态群落。最后，“数字党”是“数字人”的政党，锁定教育水平良好的年轻网民为动员目标，服从植根于实时性、互动性与算法逻辑的数字伦理，强调以线上数字平台取代线下科层组织。简言之，本体论进路主张数字基因型政党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政党，从成员基础、组织逻辑到功能定位都和兴起于前数字时代的政党类型截然不同。
以上两种进路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无法解释政党数字化转型的分化与差异。一方面，工具论忽视了政党在如何认知、学习与应用数字技术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另一方面，本体论忽视了并不存在公认的、排他的数字政党基因代码。在研究实践中，究竟是把政党的数字转型判定为工具论意义上的技术转型，还是归之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基因建构，往往成为具体学者的独断选择，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其二，都是相对静态的类型学概念，没有考虑时间变量的相关性。一方面，政党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学习和回应，会存在态度、方式、战略和节奏上的变化，更会因政党竞争和政党体系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政党体系和政党生态存在路径依赖，并不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前后无涉的传统断裂和跳跃式发展，相反，无论新旧政党，一旦推进任何数字改革，都会因遭遇来自既有制度常规的抵制、俘获乃至驯化，遭遇非预期后果。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工具论进路还是本体论进路，都是基于经典个案的启发式类型学，试图通过建立特征鲜明的理想型，获得不为具体现象所遮蔽的“客观知识”。但是在研究实践中，这种韦伯主义的类型学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要么把经典个案约等于理想类型，沦为过度拔高的简化论，要么不得不打上各种例外主义的经验补丁，削弱类型学本身的范畴精确性。特别是在政党研究传统中，沿着“干部党—大众党—全民党—卡特尔党”的轴线所展开的类型学谱系，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大都是从个别西欧国家的个别政党出发，宣布归纳出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政党组织类型。这些类型学概念一旦跳出其母版政党的生存语境，就不仅失去了指向“理想型”的典型性，也失去了跨越地理区隔和制度环境进行“概念旅行”的比较潜力。
数字政党类型学同样落入了理想型的方法论窠臼。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意大利政治学家保罗·杰保多坦承，数字政党不是精准匹配经验的现实型，而是超越经验的理想型，并不能据此对具体某一政党组织作出严格而精准的属性判定。问题不止于此，因为杰保多自己所提出的颇具影响力的“数字党”概念也并非凭空而来，其主要复刻的母版政党乃是意大利政坛近十年来异军突起的“五星运动”。由于他把数字政党的组织要素和运作逻辑与“五星运动”的某些早期静态特征捆绑得过于紧密，不仅制约了这一概念的跨国比较分析潜力，更没有为数字政党的动态发展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当“五星运动”随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背离其早期特征，“数字党”的类型学意义也大打折扣。2018年以来，“五星运动”一度在意大利政坛如日中天，持续入阁执政，在不断靠近建制派政党的主流化过程中，放弃了诸多激进的数字民主主张和做法。这样一来，不但削弱了“五星运动”作为“数字党”的典型性，更引来对数字政党类型学自身研究价值的尖锐质疑：“数字党”究竟是值得投入长期理论关注的概念范畴，还是会步德国海盗党的后尘，成为转瞬即逝的过渡现象？2022年意大利全国大选之后，“五星运动”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席，从连续执政的第一大党沦为排名第四的在野党，曾经的数字楷模如今变得前景黯淡，让这一质疑变得更加具有理论颠覆意义。一言以蔽之，忽视差异和变化，过度依赖经验中的母版政党，加之以过度理想化的抽象概括，则母版政党一旦发生戏剧化转折，足以让类型学建构变得头重脚轻而失去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