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互联网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写作者熟悉的那个传统。这种改变从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开始了，生成一种“大势”。
一个80后小妹妹跟我讲，她之所以喜欢自己贴钱跟朋友们捣鼓一些公号，就是觉得写作与发表都变得自由，排资论辈，层层审稿，都取消了；在新媒体时代，她有一种顺畅表达的快乐。我自己也从中受益，如果没有网络，《祭毒》多半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
我没有用过微博，直接从博客时代进入微信时代。有一次出差到台湾，为了方便联系同事，同行的摄影记者帮我开通了微信。前几天我在想，这三四年究竟从划屏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的很明显，就是时间。得到的，一个是开放的心态和更广泛的新知。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很便捷地一一向我打开，比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还有穿衣服做菜什么的。
大家都在抱怨“碎片”将人淹没，但我想，碎片的知识或信息也是有价值的，关键它是个什么成色，有没有营养，值不值得吸收。在互联网上游弋，训练人甄别、取舍的能力，然后是连贯的能力，能不能一片接上一片，把这些杂多处理成自己有机的一部分，类似光合作用。所以我对碎片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另外一个获得，是接地气，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这样迅速、逼真、大容量地把世界直接推到你面前。有时候我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却又有某种潜在一致性的一长串内容，会从心里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啊。
稍微让我有些不安的，是互联网＋时代对写作内容、文本、语法、标题的重新规定。它是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还常常带点儿粗鲁，对于我们这些会为一句话、一个标点跟编辑校对吵架的写作者来说，真的是有这种效果：眼前一黑。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时段里，10万＋的内容形态被制造出来了。我没有专门调研过，也没有大数据支持，没有资格讲太多它的坏话，我能说的是，它的品味不好，会让好作品无法在新媒体时代获得它应该有的位置。本来寄望时间能滤掉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在淘洗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又来了，媒介又变了。
技术是一种人造的东西，是现代科学的基底和本质。海德格尔曾经说，科学不会思考。德里达就不怎么同意，他说，科学技术会的，它也在思考。德里达的弟子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写出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那位，提醒我们说，技术里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发生在现代技术“无人称力量”的到来；他也建议我们在思考技术的时候加上时间的维度。问题是，北京时间前所未有地快，我们用三十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的路，真是弹指一灰间。
我一直感激欧洲人在冷战以来在思想上、生活上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不一样的范式，他们身上有一种敏锐的辩证启蒙意识（dialecticofenlightment），对科技的进步不会天真地乐观，不会以为只要有了原子弹、核潜艇、无人战斗机、苹果手机，人就是万物的尺度了。
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赞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阿伦特、萨特、加缪这些人，都积极而睿智地就公共事务发言，引领着欧洲公民，对进步的悖论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权衡两个方面：就算想象中的进步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稳定的有内在秩序的生活因此瓦解，这样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今天“创造性的破坏”虽然为明天开出了支票，但比起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是否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