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30多年前便提出的“小城镇”战略，为何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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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中国的小城镇就担负着一种角色，即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纽带和区域性的行政、商业中心。

费孝通在《小城市，大问题》一文中对于小城镇的这种角色进行了描述。当时，他在吴江发现，当地居民通过摆渡船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易。小镇下属的乡村将购买需求写好，放在船上的摇篮里，一旦船靠岸，小镇的人就会聚集而来按照摇篮里写的需求准备物品。依靠着两三百条船，小镇成为商品和物资的集聚地。不过，这时候的小城镇都处于一种自然经济形态，依附于农业，所交换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当地农村服务的小农具和简单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非常狭小。

早在1955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和标准》中，就明确了 小城镇的定位：市、镇是工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地。 出于规范的考虑，在标准中，建制镇被规定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其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

不过，小城镇的繁荣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农民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发展乡镇工业，兴办第三产业。

就是在这一时期，费孝通在吴江县进行调查时发现，原本凋敝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而有重新勃兴的趋势。他判断，这将是我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开始。他的相关思考最终变成写成《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四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

当时，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正在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也注意到这一现象。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荣获了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其中提到：“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进程中，大城市迅速崛起所引发的大城市病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800年以前，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全世界只有两座；至1900年发展到17座，平均近7年增加1座；1950年至1980年期间更发展到243座,平均每年增加近6座。在世界范围内，人口500万以上的大城市在1950年只有6座，到1982年这一数据已达到25座。

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城市病进入最为严重的时期，表现为人口、劳动力的集中导致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而伦敦则出现“雾都”事件。

因此，在乡村集市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 同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这对于已经启动的小城镇发展显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全国各地随即普遍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设置乡镇级财政，并普遍征收城镇维护费，以促进小城镇社区建设。

1987年到1991年，全国新设城镇1737个，平均每年增加347个；1992年一年全国新设城镇2084个，比前5年的总和还多347个，1993年到1994年则有1671个。

然而，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看来，这时候乡村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民“离土不离乡” ，是一种低级的、初级的城镇化，因为它“实际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被

大城市“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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