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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军事失利和政治妥协的权宜产物,共和国在诞生之际,承受着左右激进势力的双重攻击。负责首都治安的柏林警察局,顺势成为各方角力的舞台焦点。1919年1月,对新政权心怀不满的柏林警察局局长、左翼革命党人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普鲁士邦总理兼内政部长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解职。左派激进分子将此举视为严重挑衅,继而发动“斯巴达克起义”,企图效仿俄国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期间,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包围并攻克了由起义者把守的柏林警察局大楼。数月之后,魏玛当局于6月28日,同协约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其惩罚性条款令极右派人士群情激愤。1920年3月,为了反抗协约国提出的裁军要求,东普鲁士土地局局长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联手国防军第1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发起军事政变,调遣志愿军团占领柏林政府区。由于缺乏文官支持,“卡普政变”在数日之内便以失败收场,但同情右翼势力的军方和警察均拒绝帮助民主政府。对后者而言,软弱无力的共和国不过是旧帝国的拙劣替代品,本身并无合法性。
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期间遭炮火损毁的柏林警察局大楼
除了武装政变,极右团体还将矛头指向“背叛民族”的政府高官,策划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政治谋杀。1919年2月21日,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成员、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在慕尼黑当街击毙独立社会党人、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920年初,人民法院(Volksgericht)以谋杀罪判处阿尔科伯爵死刑,但在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恩斯特·穆勒-迈宁根(Ernst Müller-Meiningen)的干预下改为无期徒刑。1924年,阿尔科伯爵获释出狱,后于1927年被赦免。1920年1月26日,曾代表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在柏林莫阿比特区遭极右分子枪击致伤。次年8月26日,劫后余生的埃茨贝格尔不幸倒在“领事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刺客的枪口之下。1922年6月24日,该组织又在柏林街头刺杀了主张履行《凡尔赛和约》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尽管上述案件激发了德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催生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共和国保护法》(
Gesetz zum Schutz der Republik
),但不可否认的是,警察系统和司法机关的右倾立场,客观上助长了右翼激进分子的嚣张气焰。
1924至1929年间,得益于“道威斯计划”提供的外国贷款,以及国际形势的显著改善,魏玛共和国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文化繁荣,因而该时段又被称作“黄金二十年代”。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的规划指导下,柏林警察队伍得以高效重建,极大地增强了德国人民的安全感。1925年5月20日,普鲁士官方以柏林刑警为核心班底,牵头组建了普鲁士邦刑警总局(Preußisches Landeskriminalpolizeiamt,LKPA),致力于加强邦内乃至全国各地的警务联络。1926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泽韦林在柏林会展中心举办首届国际警察展(Internationale Polizeiausstellung),向公众展示德国警察的发展历程、工作流程与最新装备。此次大展吸引近五十万人参观,可谓盛况空前。为了培养符合现代需求的警务人才,普鲁士当局还于1927年,在柏林-夏洛腾堡地区建立了设施精良的警察学院(Polizei-Institut),下设国家法与警察法、专业心理学与教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组织应用学、犯罪学等多个专业。
柏林警察内部分支众多,包含治安警察、刑事警察、政治警察等不同类型,而《巴比伦怪物》一书主要关注传奇警探恩斯特·甘纳特(Ernst Gennat)及其领导下的刑警谋杀调查科。身为柏林普勒岑湖监狱长之子,甘纳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皇统治的1904年,并在魏玛时期迎来巅峰。为了加强刑侦工作的协调性,他在科内成立了“谋杀案中央调查组”(Zentrale Mordinspektion),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凶案数据库,系统整理国内外案件材料与人员信息。在刑侦技巧上,他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制定了完善的调查取证规则,同时强调尊重罪犯人格、掌握犯罪心理的重要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甘纳特还设计改装出一辆谋杀调查执勤车(Mordauto),车内配有完善的办公器材与鉴定设备。上述革新举措为柏林刑警带来了极高的破案率。据统计,“谋杀案中央调查组”在1928年全年共接手四十起谋杀案,其中三十九起在一年内侦破,而甘纳特本人在其三十余年的从警生涯中,一共侦破了两百九十八起谋杀案,令人啧啧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