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山西姜瓖、山东谢升、河南徐定国与李际遇、九江左梦庚、淮北李成栋、李本深、刘良佐，以及福建郑芝龙，皆不战而降清。
当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阳历4月的形势，大顺极盛
（阳历11月）大部分地区是清庭传檄而定
一方面，李自成从北京败溃逃亡西安后，称强一时的大顺政权迅速瓦解，从北京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实际上处于地方自治的状态，谁能够迅速收服这些地方力量，谁就能率先建立政治优势。
如前明大同总兵姜瓖杀大顺军守将张天琳自治，山东前明官员谢升、赵继鼎等杀大顺州牧吴征文自治，即华北大部分地区是由曾经投降大顺的前明地方官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这些地方官员的认可和归顺，尽可能不流血的征服中国北方，显然成为此刻清庭的急务。
对于当时的形势，多尔衮有着清醒的认知，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当务实的政治策略，设法吸引这些举足轻重的前明故臣效忠清庭。
首先，在入京初期，多尔衮尽可能地维护前明士绅的财产，并严明法度，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令：“故明勋戚赡田己业俱准照旧，乃朝廷特恩，不许官吏侵渔、土豪占种，各勋卫官舍亦须仰体，毋得滋事扰民。”这一规定，得到了汉族地主士绅的欢迎，并使得很多厌憎满清的汉族士大夫开始认可清朝，明清之际曾与清军有血仇的“国朝六大家”宋琬即是如此。
入京之后，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令下一改抄掠无度的习性，并谨守法度。据刘尚友的《定思小记》所言，清军中的蒙古兵在城上守卫巡逻时，皆收弓束矢，说：
“恐惊百姓也。”还说：“中华佛国也，我辈来作践佛地，罪过！罪过！”
徐应芬的《遇变纪略》则谈到，当时北京长安市上有诸多无赖刁民向清庭兜售窃取自宫中的锦缎彩织，多尔衮为此不惜付出两月军饷。总之，清庭的表现迅速收揽了普通百姓和士绅之心，并被战乱中渴望安宁的士民认为是能够安邦定国的“仁义之师”。
刘邦用张良之谋，还军霸上，并召集秦地父老道：“秦地百姓受秦法苛待很久了，我今天只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入刑。诸军当严守法度，百姓不用害怕。”同时令人告谕县乡百姓，秦地百姓欲犒赏刘邦军队，刘邦道：“不用，我军不乏粮食，不欲破百姓之粮。”百姓大喜，都害怕刘邦不能为秦地之王。——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这也是刘邦出陈仓后，降者无数，并迅速扫荡关中直逼徐州的原因。后来楚汉争霸在刘邦统治下，秦地民众壮年皆死，老弱苦于辗转）
其次，
多尔衮对前明故臣和大顺官员，采取了一贯收纳的政策，
这使得清庭的势力范围迅速向河北、山东、山西蔓延，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
入京第二天，多尔衮即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甚至许诺只要剃发归顺，地方官即可各升一级。第二天，就有沈惟炳、王鳌永、金之俊等十几位前明遗臣报到，多尔衮立刻亲自接见，并恳请对方：“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李天根《爝火录》）不久，前明山东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霸州道刘芳久、布政使司参议天津道孙肇兴、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昌平道孟良允，按察使司佥事易州道黄图安，皆来入仕，多尔衮皆使之“俱仍为原官”（《清世祖实录》）。即便是于是李自成带来的官员，多尔衮也一概予以任命，针对柳寅东的反对意见，多尔衮则表示，“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