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西方国家属于内生型现代化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部因素推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呢？我们熟悉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之所以率先发展起来是因为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决定了国家制度的革命。不过，这样的说法又把解释的困难推给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本身仍然需要解释。对于这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1920—2015）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强调，那些常被人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其实都并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在他看来，除非确保现行的经济组织有效率，否则以上因素并不能简单地促使经济增长发生。
那么，经济组织如何才能有效率呢？诺斯的答案是，一定要在安排和确立私人财产权方面建立起一套制度；西欧部分国家（如英国和荷兰）正是因为确立了私人财产权，才出现了经济的有效增长（即人均收入长期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中世纪欧洲“静悄悄地积累”（马克思语）。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只有西方冲破了赤贫和饥饿的困扰，实现了相对的丰裕？诺斯的回答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组织，就是在安排和确立产权方面建立一套制度，能为个人努力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所谓强有力的激励，就是个人的经济努力所得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诺斯认为，能提供强有力激励的产权制度只能是私人产权制度：如果不确立或者不能妥善保护私人产权，私人就无法或很难从他的努力中得到收益，也就没有动力从事经济活动。
这样一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是如何形成私有产权制度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呢？诺斯的看法是，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的因素带来西方私人产权制度的创新，在当时主要的诱发因素是人口的变动，以及少数国家的政府有意识的选择。
诺斯说，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一开始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私人产权。在封建法律下，几个人(国王、领主、农奴）对同一块土地都有权利。领主和农奴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承担义务的契约制(领主提供保护和司法，农奴提供义务劳动），订立契约的目的是节约无政府状况给经济和社会的运转带来的高昂费用。在这种契约制下，领主无权为自己的利益而片面修改契约条款。
大约在13世纪，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相对固定(最好的土地已全被占用），劳动密集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土地密集产品下降，劳动相对不值钱，而土地变得更值钱，这就促使领主和农奴去寻找对土地更加专有的利用形式。领主们倾向于取消农奴的义务劳动，把土地租给他们，收取定额现金，农奴也因此变成农民。这样农民就占有了自己全部的劳动力，或者说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这种个人对自身劳动力的权利，被称为“现代权利的真正鼻祖”。
到了14世纪，由于大饥荒和黑死病，半个世纪内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口下降导致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手不足，为了保住自己的农民和吸引其他农民，贵族们被迫延长土地租期，以至于终身租约最终出现并流行开来。终身租约实际上变成了可以世代相传和继承的租约，这样到了14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无法恢复。16世纪的严重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和地租再次上升，劳动力的“货币价值”下跌，贵族们感到在自己的领地上用雇佣劳动替代农奴劳动更有利可图。于是，土地的现代产权形式如直接经营、租佃、土地收益分成制等都出现了，土地的私有产权真正诞生了。
劳动力的个人产权、土地和无形资产的私有产权产生后，就需要有可靠的保护。显然，只有政府的权威才能确定和实施产权制度，而且费用要比其他团体低得多。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出面保障产权制度？对产权制度的不同保护将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诺斯认为，政府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的组织，14世纪起为了维持政府的存在，君主必须得到远远多于传统封建收入的财政收入。如果君主政府承认土地私有产权，准予土地转让，就可以确保君主不丧失现有的封建收入；而对无形资产的产权和贸易提供保护，可以带来大量的税收。但是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要求，并不一定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产权保护制度，因此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产权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