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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因为太忙了,就去挤第二家、第三家,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这家拿货。”
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忙的饭都没的吃”。
洪钦说,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
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货。货一紧张,就可以控制、提高价格,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三万,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来“喝茶”。“
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能赚钱”,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华强北“一铺难求”。
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2000年的时候,请客户去夜总会、吃宵夜,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就都回来了,能花钱就能赚钱。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
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在洪钦的记忆中,
2003年至2008年,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
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时至今日,洪钦仍更愿意称为“国产品牌”。
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洪钦记得,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
“可能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改造手机,但是牌子不一样。那时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场。”
新的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贴上自己的商标,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靠微弱优势竞争。
洪钦记得,那时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盛行起来。
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一款新机发布之前,盒子包装、高仿产品,都已经齐现华强北,就等着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山寨手机拿在手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
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
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只能烂在仓库。成本500元一台,要卖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场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货了。”
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跑路也慢慢出现了,国外那些’鬼佬’(外国人)做的不好,也学会跑路了。”
冬天真的来了,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
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红色碎片。
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
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销毁证物。 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但在寒冬到来之后,一批硬件厂家跑路,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
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却不断下滑,价格不断击穿底线,大批代工厂倒闭。
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
“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1999年,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命运在馈赠的同时,也把危机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价格透明化,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
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