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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因为太忙了，就去挤第二家、第三家，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这家拿货。”
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忙的饭都没的吃”。
洪钦说，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
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货。货一紧张，就可以控制、提高价格，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三万，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来“喝茶”。“
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能赚钱”，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华强北“一铺难求”。
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2000年的时候，请客户去夜总会、吃宵夜，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就都回来了，能花钱就能赚钱。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
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在洪钦的记忆中，
2003年至2008年，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
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时至今日，洪钦仍更愿意称为“国产品牌”。
华强北手机卖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
洪钦记得，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
“可能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改造手机，但是牌子不一样。那时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场。”
新的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贴上自己的商标，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靠微弱优势竞争。
洪钦记得，那时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盛行起来。
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一款新机发布之前，盒子包装、高仿产品，都已经齐现华强北，就等着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山寨手机拿在手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
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
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只能烂在仓库。成本500元一台，要卖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场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货了。”
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跑路也慢慢出现了，国外那些’鬼佬’（外国人）做的不好，也学会跑路了。”
冬天真的来了，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
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红色碎片。
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
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销毁证物。 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但在寒冬到来之后，一批硬件厂家跑路，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
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却不断下滑，价格不断击穿底线，大批代工厂倒闭。
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
“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1999年，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命运在馈赠的同时，也把危机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价格透明化，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
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