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个时候，人们开始渐渐表现出对美的向往，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人物，逐渐成为了我笔下的“美人”。在此前的禁忌时代，无论男女，谈论美、追求美，都是有罪的，特别是对于女性，还会被安上“破鞋”“女流氓”这些侮辱性很强的词。
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是既新旧交替，又天人交战的年代， 大家开始意识到人是应该美的，但同时又无法摆脱上一个时代的阴影。九十年代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国家开始经济挂帅，大搞开发；2000 年后，社会上理想主义或者说人文思想的气质消退了，大家被引导着去相信、去盲目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开发商们圈地卖地，各式各样的小区林立，官僚腐败，钱权交易频现，已经与八十年代清新，开放的氛围大不一样了，当然也与今天的佛系躺平风大为不同，可见每个年代都有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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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网络
一诺
：我记得当时国内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渴望》，每天到了特定的时间，我们全家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那时的传播媒介其实非常简陋， 但传递出的情感却要浓烈、高级得多。现在则恰恰相反， 随便走进哪里的电器城， 大屏幕、高分辨率的电视上都在播放着色彩艳丽的演示片，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但情感的质感和密度却大不如前。
回想起来， 当年那种非常有限的媒体技术所呈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才是真正深厚且有质感的。 文字就更是这样，作为一种最“老土”的传播方式，它不像装置艺术那样有各种花哨，但简简单单的白纸黑字偏偏又如此经久不衰，激发着人们的共鸣，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非常高级的技巧。惠雯的书篇幅都很短小，但契诃夫、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也都不是长篇大论，但他们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文字构建出深邃的意义，这就是艺术家的力量吧。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密切相关的
李学
：我想问问惠雯，你记忆中的这三位美人为什么给你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力量让你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出来？
张惠雯
：我写《美人》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封控之下，有家不能回。面对父母的衰老与随时降临的死亡，伤感、压抑、百感交集。越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越是怀念八十年代清新、健康、向上的氛围，越是想家。带着对故乡的思念，我把童年的回忆打捞出来，淘尽黄沙后，就看到这段岁月更为细腻的纹理。
书中的主人公年纪与我的哥哥姐姐相仿，童年的我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觉得他们真美，会让我渴望长大，无论是在街上看到他们，还是听到他们的故事，都让我感到一种震撼。当我人到中年重回家乡，真的再见到他们时，觉得他们已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打磨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想把最好的他们和最好的时代都记录下来。
李学
: 在你的书中，这几位美人不仅容貌出众，个性也同样出挑，那么，她们的命运和我们广大普通女性的命运有什么样的相关性？
张惠雯
：波伏娃曾说过，男人的幸运在于，他们必须踏上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虽然艰辛，却值得。女人的不幸则在于，她们常常被各种诱惑所包围，她们不需要被鼓励去奋斗，只需要被引导去追求短暂的快乐。当她们意识到自己被虚幻的承诺所欺骗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
确实， 女性会面对更多的诱惑，而与诱惑如影随形的就是男性凝视（male gaze）。我想每一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承受过这样的目光，而“美人”们承受的凝视中还掺杂着更浓重的敌意和更强烈的欲望，对她们来说，男性的追求往往会异化为金钱或权柄加持的“围猎”，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男性的凝视与追逐所带来的诱惑、不公与每一个普通女性都是密切相关的，只是在“美人”身上，反映得更密集、更极端、更激烈。她们的生活受到了更多的打扰，或者说性骚扰。仅凭她们自己的力量，很难挣脱这样的桎梏。
一诺
：“性骚扰”一词其实也是从 Me Too 运动以后才成为主流词汇的，说起来不过才几年。在此之前，很多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可是我们找不到对应的语言来表达。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事往往还被美化了，似乎只要一个女孩长得很美，她被围猎，遭遇男性凝视，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缺乏社会共识所导致的混沌状态下， 丑恶的事被说成是美的； 对不公正的反抗，反被说成“身在福中不知福” 。即便在我们对此已有共识的当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承认：“我们离男女平等还有 300 年。” 我们任重而道远啊。
另一点，文明社会的象征之一就是弱者会受到照顾；而在一个更不文明的社会里，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差距也会更大。这样的差距体现在社会地位上， 也体现在性别的优劣势上。 很多被浪漫化的故事，其实是赤裸裸的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我们不但缺乏识别这种侵害的意识和语言， 还经常把它小而化之——“有这么多人呢， 你自己的那点事算什么？”但实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