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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之前某天，我去“李普曼之家”（Lippmann House） 打印资料，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有点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过其余 23 位同学的照片和简介，便主动打招呼：“你是格雷格吗？”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当晚躺在沙发上看书，我掏出手机，查格雷格的简介，上面写着，“
The Bang-Bang Club
（《枪声俱乐部》）一书的联合作者”。等一等，这书名怎么也耳熟？Google 之。这回是“哐”的一声，直接把我砸回两年多前的一个傍晚。
那天已近黄昏，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上网——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写字朋友聊天，说到最不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分，大多数人都投了傍晚——设想你从一个迟到的夏日午睡中醒来，天色已晚，广场上大妈们热烈起舞，楼下的烧烤摊旁熙熙攘攘，你却四顾茫然，而这一天就要结束，是否也会“细思恐极”？彼时我刚从埃及的广场回到中国的厨房，满脑子是“开罗比萨饼”——这是跟《纽约客》驻中东记者 W 聊了一个下午后的结果。
她提醒我，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某个地方重建开罗，结果它的历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比萨饼般摊开来的。我从“科普特开罗”走到“伊斯兰开罗”，从“尼罗河畔的巴黎”来到“纳赛尔城”，又从穆巴拉克时期的“嘈杂和混乱之地”来到革命当中的“解放广场共和国”，满心欢喜，自以为从这张“比萨饼”上看见了历史。
那个傍晚，我在网上撞见一部叫
The Bang-Bang Club
（《枪声俱乐部》）的新电影，四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真实故事。从 1990 年废除种族隔离到 1994 年首次全民普选，是南非民主转型最为重要的四年。这期间流血冲突不断，他们四人在枪声中穿梭，向全世界媒体发去一张张珍贵可怖的现场照片，而自己也在职业的痛感里挣扎。1994 年 4 月，在拍摄又一次冲突时，肯（Ken Oosterbroek）中弹身亡。三个月后，凯文（Kevin Carter）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纽约时报》刊发的秃鹫落在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身后，静静等待她的死亡的照片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凯文正是那位拍摄者。此后若干年，格雷格（Greg Marinovich）和席尔瓦（Jo
ã
o Silva）继续行走在战乱地区，南苏丹、喀麦隆、巴尔干地区、索马里、阿富汗⋯⋯2010 年，在坎大哈，席尔瓦踩到地雷，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比较起来，出现在“李普曼之家”的格雷格是幸运的，但我一直没有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你怎么理解人性？怎么理解道德？我猜想也许他仍在为此探索——有一天在上熟悉、适应校园的课程（orientation）时，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正研究一门探讨“人为什么作恶”的伦理课。
如今格雷格早已不做战地记者，他现在是南非一家线上日报的副主编，正写一本关于一年前南非马里卡纳屠杀的书。李普曼的时代，新闻业一步步走向光荣与梦想的顶峰，而在我们这一届同学抵达校园前，最大的业界新闻是《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 2.5 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并非所有人都对传统媒体的黄昏感到忧伤，但你可以闻到这种情绪。一个同学说，他已经厌恶了那种对于自己工作的担心。我有点好奇，他也会担心工作不保吗？“我不担心自己丢掉工作，目前我们不愁钱，但我担心这种趋势席卷过来，最终你得裁人、减薪，越来越为钱低头。我懂新闻，不懂商业，现在做新媒体的很多人懂商业却不懂新闻。我希望学一些商业的东西，掌握自已工作的命运。”
W 也成了我在哈佛的同学，她带来一部朋友拍摄埃及革命的纪录片。影片放映完后，众人聊如何报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历史的脉络，而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尽你所能采访你遇到的人，逐渐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新闻业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头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