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基督教中同样有类似的故事。上帝要亚伯拉罕献祭他的孩子，亚伯拉罕虽悲伤却仍顺从。直到他将孩子捆绑起来、刀刃伸向孩子的时候，上帝的使者才现身制止，并阐明这是上帝在试炼他的虔诚。
同样是牺牲家庭（小我），大禹选择了对抗环境、造福集体，而亚伯拉罕选择了顺从上帝、尊崇信仰，这两个故事折射出两种文明截然不同的伦理观念。
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浸泡在这些故事里。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人们对史诗和神话渐渐不再热衷，但新的故事形式开始兴起。寓言、戏剧、小说、电影……它们分化出种种主题，映射着多样的伦理。人们在爱情小说中憧憬自由，在悬疑小说中与邪恶斗争，在科幻电影中反思技术理性。
我们确实是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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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所说的“讲故事的动物”。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开始研究为什么人类如此倾向于讲故事。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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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尼加基于对大脑两个半球的多年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我们的左脑半球试图通过故事让感觉、经验，以及意识和潜意识的想法产生意义，关于因果联系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以及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和各种意外。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我们倾向于认同故事中的主人公，对故事做出反应的大脑区域也参与处理现实生活事件。好故事让我们
感觉良好
——大脑会释放一种催产素，它可能会让我们对好故事有点上瘾。这种现象的进化优势似乎包括某种社会纽带或黏合剂——我们喜欢相互倾诉同样的故事，这样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存续下去。
然而，故事并不总是被认为是有益的。古希腊最知名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对此展开过辩论。
柏拉图认为，艺术，尤其是戏剧，对人是有害的，因为它激发了强烈的情感；人们在观看暴力题材的戏剧时会受到刺激，自己也会实施暴力。对柏拉图来说，理想的生活应该在充分的平衡与和谐中度过，如果这种平衡被打
破，生活可能就不再完美。理性有助于人们保持平衡，如果人们已被情感掌控，理性可能就会消逝，失衡就会发生。由于艺术有助于激发情感，因此艺术是危险的。
有一些关于“故事”的故事也许能佐证柏拉图的批判。1774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德国出版，书中主人公维特因单相思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影响：许多青年读者视维特的选择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至于整个欧洲出现了一股自杀风潮。
亚里士多德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艺术，尤其是戏剧，是有益于人的，因为它允许人们把情感共鸣式地表达出来。一部好的戏剧可以净化观众不安的情绪，让他们回到更平静的状态：沉浸于强烈的情感、观看舞台上的暴力会有一种宣泄的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中受害者的怜悯和恐惧使我们明白，悲剧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我们自己，从而让我们得到净化。
但事实上，柏拉图也许是最擅长讲故事的人。当我们翻开《理想国》，会发现里面有着惊人的故事频度，比如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向格劳孔讲述的“洞穴之喻”：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将影子的幻象当成了真正的事物。有人走出洞穴看到太阳底下的真相，折返回洞穴试图告知众人，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在柏拉图眼里，大多数人都是洞穴里的囚徒，“哲人王”如果直接向他们告知真理，只会遭遇和苏格拉底一样的悲剧。因而必须使用“辩证法”，以故事和譬喻诱导听众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最终使之意识到自己认知上的局限。
这种有意识地将伦理准则寓于隐喻性故事中的做法，成为后世伦理学演进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