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对这些挑战有更多细节的解释和阐述，或许能给市场和企业家一些更加明确的信心和指引。
《决定》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领域——关于财税的改革，特别是提到了房地产税。
财税制度是反映一个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资源分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政策。
具体到房地产税，中国可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为数不多的、没有房地产税的国家。不过，大概30年前大家就开始在探讨房地产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行下去？
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家对于房地产税的重要性和作用，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
二是，在技术上存在一些难点，比如全国是否能统一税种和税率，这个话题争论也比较多；
三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有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甚至带来就业和生育上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决策者普遍不愿意承担这种后果不确定的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6年《刚性泡沫》里指出，
尽早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获得准确的了解，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目标进行准确的界定，才有可能避免房地产领域进一步泡沫化和由此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带来冲击。
这几个因素导致房地产税被讨论了30年，但到现在仍没有推出来，又重新开始了讨论。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几次重要会议，都提出了推动房地产税的说法，但均未完成的原因。
所以说，不要低估房地产税在推出过程中的阻力和难度，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面临较大调整、房价出现较大调整的当下，这个难度可能会更大。
在我们过去4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有句话说得特别多——好的时候不想改，坏的时候不敢改，房地产税一直在面临这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推行房地产税？主因是为了夯实和平衡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随着过去十几年整体房价大幅上涨，地方政府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卖地收入。
但众所周知，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有土地和房产升值带来了收入，但那也不会成为持续支撑地方财政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都有房地产税的原因。
第二，有了房地产税制度，才能保证地方政府持续提供公共用品，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当下依赖房地产，我们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我们把责任、债务、困难留给了子孙后代。从历史角度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政策取向。
第三，为什么会有人炒房子？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那肯定是因为收益大于成本。征收房地产税，就是增加人们在持有房地产环节的成本，这样才能打压投机的需求。
因此，房地产税也是对“房住不炒”政策最好、最有效和最贴近的一种执行方式。
尽管我很支持推出房地产税，但我个人觉得在其推动过程中仍然会面临不少的阻力和压力。
孙允广：
客观上讲，房地产税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当下是不是推进的最好时机呢？当下，我们一方面面临房地产行业的整体下行；另外，历史上有个“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历代的税费改革，百姓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也叫“积累莫返”之害。尤其在经济下行周期，加税会不会更加重这种负担？
朱宁：
我们说在资本市场里，什么时候推出一个做空机制算是好时机，是在熊市还是在牛市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时机，推出房地产税也如此。
另外我们也要承认这一点，如果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推出房地产税，会给大家对于未来房价的预期、对市场的信心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短期内推动房地产税必须非常慎重。
什么时机会相对好一点呢？如果说房价基本见底、跌无可跌了，那这个时候会比较安全。
当然房价什么时候见底，这个见仁见智，是再跌10%还是20%？另外在不同的城市情况也不一样。
个人认为，在房价下行且市场交易量仍然萎缩的环境下，如果推出房地产税，有可能会成为压垮整个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孙允广：
当前，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企业和大众的感知上，信心可能还是有些不足。在您看来，今天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朱宁：
回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我认为可能有四个大的挑战。
首先，眼下要处理的仍然是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接近三分之一左右，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取代它的重要作用。
第二，还是要回到深层次的改革，要化解债务。
一个国家不能无节制的举债，因为举债之后要还债，这会对今后发展的现金流形成巨大的冲击。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还是居民家庭的债务，都会成为今后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人口问题影响深远，亟需马上采取措施。
我们同时面临着两个人口问题，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虽然它们的结果貌似都是人口规模的缩减和人口年龄的加大，但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冲击不一样。
老龄化会引发整个社会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有效的投资需求不足，就如大家所调侃的，街上都是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和暮气沉沉的年轻人。
但是少子化对于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更大，会影响整个市场总规模、总需求，以及整个经济的体量。
而且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周期的现象，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人口增长的时候是指数级增长，但是缩减的时候也是指数级下降。
一开始下降的时候还不明显，但是等这一代适龄妈妈少了，她的小孩再少一些，以此类推，发展到后面人口下降的速度会变得极快。按照很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到本世纪末也就是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很可能会下滑到7亿左右。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整个市场的规模，还是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以及整个经济的活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变化。
另外宏观经济学里常常讲，你能很容易把一匹马牵到河边，但很难强迫一匹马去喝水。
要通过宏观政策来禁止人做什么，相对容易。但是具体想让人做什么事，是比较困难的，必须要提供很强的正向激励。
如今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年轻人对于结婚、育儿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点上，还叠加了较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不确定性的就业机会，人们会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日本、韩国等少子化的东亚国家，还是以德国为首的很多西欧国家，都推出了大量刺激生育的政策，但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全球出生率最低的韩国来说，人口总量下降更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这也是涵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重新恢复信心。
这个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在纯经济层面，当人们看到经济增长在放缓，就会想自己的投资回报是不是会出现不确定性。
二是在当前的法律制度和环境下，一些企业家被查税、被留置，很多企业家有一种茫然感，再叠加一些社会不友好的舆论，企业家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了。
两会特别提出了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护民营企业。我们现在的法律，更多是讲保护企业家不受什么行为的影响，
但是没有回答更根本和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
大家目前已经受到现有法律的保护了，但企业家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民营企业在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做出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现在需要再一次稳定企业家信心、激发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这可能是我们目前能推行的最有效、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
现在很多企业家不仅仅是躺平，而是润不润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润”慢了。
我去浙江时候，感受最强烈，这原来是民营企业最有活力的地方，现在大家的反应也最为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