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
920–2009
）认为
：
“
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
，
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一
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
他感叹，除了访问前的案头准备工作与访问过程的不易，访后的录音
“‘
回放
’
（
play back）、誊清
、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
”
。
唐德刚
的第一个受访人胡适
“
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
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
‘
玩票的
’
）可以承担得了的
”
。
访谈结束后，主访人必须将录
音、录像和笔记转为逐字稿。即使是有经验的主访人或对该段历史有相当了解的录入者，
仍
需要六小时将一小时的录音转为文字。如果遇到难懂的口音、方言或外语，则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主访人在不改变受访人原意的原则下，再将逐字稿整理编辑成条理通顺、具可读性的访问纪录。整理过程中，主访人还必须对受访人口述中涉及的人（
who）、时（when）、地（where）、物、事（what）加以必要的考证。在理想的状况下，主访人还应该回访受访人，并请其确认口述纪录。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后，口述访问才转化成为口述史料，最终存入档案馆或图书馆，或以出版及其他方式公开，成为公共历史资源。
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
历史学家傅斯年（
1
896–1950
）于
1
928
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文指出现代历史学的根本在于
“史料”，而非传统的“著史”：“
历史学不是
著史：
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 他强调：“近
代的历史
学只是史料学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
” 因此，现代的历史学者不是书斋中捧读经史子集的传统文人，他们必须“
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
”。他提出一个在当时有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
其实在此前一年，傅斯年欧游七年后甫返国，就已经提出：
“
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
在傅斯年眼中，理想的历史学者是走入田野、深入民间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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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近百年后的今天，傅斯年关于打破偶像、屏除成见、深入民间、到民众中去寻找材料的吶喊依然振聋发聩。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践行“用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我们就没有理由独尊某一类史料，而偏废其他史料。
研究现代史，我们如何能够片面依赖书面史料，却忽略亲历者的声音？又如何能够口口声声说要研究
“底层”的历史，“给无声者声音”，却只是依赖官方文献或精英书写，而无视每天都在逝去的活生生的历史亲历者？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与文字史料并行的研究方法，正是傅斯年史料学精神的现代实践。口述历史绝非
可
有可无的补充材料，而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今时今日，没有历史学者会质疑档案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对口述历史，却仍有诸多质疑。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探讨口述历史最受争议的第一个特性
——真实性问题，然后分析其他七个特性，以此说明口述历史为何重要，而且必要。
口述历史的八个特性：
1
真实性、
2忠实性、3完整性、4公共性、5不可复制性、6
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7第一人称视角鲜活性、
8
平民性。
一．真实性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
·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所说：“即便是最天真的警察也知道，不能尽信证人所言。同样的，众所周知，对历史证据不能照单全收。” 里奇强调：“口述历史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与其他史料无异。没有任何资料是完全可信的；所有资料都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比对验证。”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翦伯赞
（
1
898–1968
）在
1
946
年断言
：
“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
，
则民间言语
……
最为可信。
”
此言显然矫枉过正，但也提醒研究者必须对任何史料都保持警觉。正如中国当代著
名口
述历史专家
邢
小群所说
：
“
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
。
”
口述历史面对最常见的质疑就是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人们常问
：
“怎么能保证这么老的受访人说的都是真话呢？” 其实这是外行的问题，提问者显然没有做过口述历史。首先，人们常常低估老人的记忆力。也许他们记不清——或原本就不知道——事件的准确日期，但往往记得人名、地名、事件过程细节，而这些信息往往可以与其他材料互证，最终得以确定日期。譬如，陈炳靖回忆，日军曾将其从上海江湾战俘营移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他没有日历，也不能写日记，并不
清楚
转移的准确日期。
2
024
年
1
0
月，我到东京的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
室查档案，在闭馆前半小时打开当天申请的最后一个卷宗
——
《
上海俘虏收容所
全俘虏名簿
》。厚厚名簿
的最后一页赫然出现
“
Chen Ping Ching
”
（即陈炳靖）
和他从上海移送至南京
“支俘监狱”的日期：
昭和
1
8
年（
1
943
年）
1
2
月
5日（第3
78
页）。此案例说明，口述内容常常在访问后的查证过程中或出版、公开后被其他研究者证实或充实。
本书的五位受访人，
受访时
都已
年逾九旬
，但从访问纪录的细节程度可见
，
他们的记忆力依然惊人。赖恩典充分的准备和详尽的访问提纲
，
更
有效地
激活了受访人的记忆。
在
我的一百多位受访人中，最年长者是
1919
年出生的抗战译员洪光煃。
他
2
023
年受访时已经
1
03
岁高龄，但他仍能一
字
不差地背诵《古文观止》
首
篇《左传
•
郑伯克段于鄢
》，准确讲出远征军强渡怒江战役中美军顾问的姓名，
并
清晰描述战后在钱塘江维修河堤、
1
949
后在大西南修建铁路的技术细节。这样的受访人可谓
“天选之人”，其记忆力胜过
许多
年轻人。口述工作者的主要挑战，是及时找到这样的受访者，而不是
先入为主地
质疑老人的记忆力。
如前文
“什么是口述历史”所述，从口述访问到形成口述历史史料，必须经过
访前
准备、
访问中追问
、
访后
考证、整理与编辑
等多个严格步骤
，其真实性应该有相当的
保证
。
与死的文献史料相比，由活着的亲历者与历史研究者共同探寻、经考证而成的口述历史，其可信度反而可能更高。中国电影人口述专家黎煜强调，
“由于口述对话现场对质的特性，具有历史背景知识的采访人同时充当了检验员……他
既
是对话者，也是历史事件真伪的第一个甄别者。
”
可以说，具备史识、史才的主访人能有效地辨伪、勘误，
从而
提升口述历史的准确性与价值。
黎煜把口述中常见的不真实内容分为四类：
“伪”（故意造假）、“误”（记忆错误）、“虚”（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夸张夸大）、“隐”（隐瞒或不愿讨论某些问题）。首先，受访人会不会故意造假、撒谎呢？黎煜相当肯定地回答：“他不敢。” 面对有备而来的主访人拿着“长达万言”的访问提纲，在对谈中表现出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受访人“不敢亦不会在采访人面前实施道德欺骗”。
假如受访人故意撒谎，在主访人的追问下很容易被戳穿。在此情况下，主访人也应当终止访问，因为故意掺假的口述还不如没有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