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比如说，由于科举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个社会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进士和一大批预备进士，这一群真正可以称为文人的进士和预备进士于是成为风雅的渊薮：不仅培养，而且传播。而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与名士的角色互换，或载道或言情的写作态度与方式的互换。而城坊制的解体，加速了都市文化的发达，于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能够以都市提供的娱乐场所而迅速流布。
此外还可以说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风雅的皇帝，自己能诗会画，又抚琴焚香点茶都来得，还直接领导兼指导了一个画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贯彻和指导画家的实践（此前有一位李后主，但李后主应该说是文学家，宋徽宗则是艺术家）。
又有关于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发现和空前规模的引种，对古老品种的选育和栽培以及相关技术的长足的进步，又众多花谱的问世，等等，这都是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对花的赏爱，很少再有狂欢式的热烈，而是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
南宋 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石案
二、桌子的特殊意义
可以说宋代花事是依凭着此前的蓄势而呈现一派新局面。但是我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家具变革所起的作用。
书案，汉代也已经出现，不过尺寸很小，同时又有同样形制的奏案，都是用作临时置放图籍、文书之类，而二者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别。南北朝至隋唐，书案的这种样式便一直延续下来，北齐崔芬墓屏风画，唐真子飞霜镜镜背图案，都有栅足书案的形象。屏风画中，书案上放着笔格，铜镜的书案上边除笔格外，又有多足砚即辟雍砚和里边包着卷轴的书帙一裹。由图像显示出来的比例，可以看出书案依然不大。
书案小，容物自然不多，文具的陈放也不宜散漫。两汉常用的文具，不过板砚、墨丸、砚子、砚滴，简、帛，书刀和笔。墨锭普及以后，墨丸、砚子可以不必了。纸的广泛使用，便又省却了简和书刀。平壤彩箧塚出土一具乐浪时代的漆砚盒，盒里放着板砚、砚子，两侧各置鎏金笔插，下边又设一个内分六格的小屉，合各种功能的器具为一，集中而省便。湖北省冶金建筑公司鄂州工地七号墓出土的西晋青瓷圆砚，砚盖顶端的捉手作成蛙形的小水盂。江西丰城县洪州窑址出土的唐辟雍砚，砚的边缘处作出两个插管，兼作笔架。隋唐以前，书案上面放置的差不多都是书写时候的实用之具，二合一的精巧也使它不过多占据有限的空间。高坐具尚没有完全取代席坐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一张足够大的书桌或书案来安排各色文房用具和诸般清玩。
桌椅的配合使用，始于晚唐五代。椅，倚也，与席坐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坐的时候有了依靠，初时因多作“倚子”。桌，初始的时候通常作“卓”，即高的意思，相对于席坐时代的家具，它当然是高。如此布置本是渊源于当日都市中到处开设的饮食店铺，而士大夫家宅中室内陈设的变化要到北宋中期才大致完成。随着高坐具时代各式家具的发展成熟，用于寄顿文人士大夫各种雅趣的书房也逐渐有了独立的品格，在不断完备的过程中越来越见出特色。书房里的书案变得高而且宽大，作为书写用具之一的纸，幅面也比以前大了许多。而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书写的姿势改变了。与此相应，文房诸器中增加了臂搁、镇尺、砚山、砚屏，等等。臂搁的出现，是因为书写姿势有了改变。镇尺使用的广泛，和纸张尺寸的变大有密切的关系。而砚屏可以说是纯粹的摆设，是由宋人的爱石发展而来。
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必细论。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它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等为称，可见其小。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面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式样仿古，或铜或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的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