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的当下，重印讲述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这本旧著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
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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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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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的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
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采取“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针只执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抨击，回到旧有的老路子。
由于苏式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
（1996—2000）
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进展，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