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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第一次看见亲人之外的人死去，是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垃圾山上。多年之后，他还清楚记得那一刻，耳朵里响起了尖锐的鸣叫，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太阳明晃晃地刺眼，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宁静。
那是一位拾荒的老人，住在垃圾山上。王久良第一次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盖的院子格外精心。砖头虽是从垃圾堆里一块块捡来的，却砌得整整齐齐，除了房子外，还砌出个方正的围墙，围出一片小院，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垃圾山上显得格外扎眼。比起许多拾荒者随手搭建的临时居所，王久良从这片小院中看出了主人的用心，在纪录片《垃圾围城》里，王久良称它为“一个真正的家”。
第三次去这个小院时，王久良才见到了它的主人。老人看起来六十岁左右，行动利索。王久良想好好拍摄他的故事。问他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也许他是个哲学家，也许他精神有问题。王久良想着慢慢来。第四次，王久良在屋里院里都没找到人，他准备离开，走上高坡时回望，猛然看到有人躺在房子边上。王久良下意识地反应，这个人死了，他听到自己耳朵“嗡”的一声鸣叫。
确实是那位老人，嘴角残留着白沫，没有外伤，没有打斗痕迹。冬日的午后，地面微微化冻，老人头部两侧的地面被磨得很光滑。王久良想着他死前可能难受地摆头。会是食物中毒吗？他见过老人捡食垃圾里的变质食物。他打电话报警。有人来询问、检查、解剖。一辆车来了，把老人拉向一公里外的火葬场。一个人如一把尘土般没有了。
2008年到2010年，王久良在北京周边骑行15000公里，走访460多座垃圾场，拍摄一万多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视频，最终拿出摄影作品《垃圾围城》，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最高奖项。那位垃圾山上老人去世的照片，只在这次展览上展示过一次，后来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再也没有展示过。
这位老人算是拍摄对象中打交道最多的人。拍摄中王久良刻意避着见人，因为见人的大多数后果是被骂、被打、被狗咬，只有跟拾荒者的交流轻松些，但也是随机拍摄，只见一面。王久良想起自己在永定河边拍垃圾场，被盗采挖沙的人逮住，指着鼻子骂：“你他妈要再来，把你推沙坑里埋了。”他有点害怕，要真埋了，填上垃圾什么的，谁找得到呢？
2011年，王久良开始拍摄《塑料王国》，延续对垃圾的关注，讲述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被卖到中国分类加工，对加工地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图片的力量似乎不够了。“一张图片看似有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当你去陈述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时，你会发现它是有局限的，它怎么比得上视听语言的信息载量呢？”这次他选择了纪录片，一做就是六年。纪录片有两个版本，几乎没有重复的内容：二十多分钟的媒体版论证“是什么”，讲这个产业在当地的基本状态，比如当地人收入增加，环境和健康却大受影响，孩子们把捡来的针管塞进嘴里玩……八十多分钟的电影版用故事讲述“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有人愿意从事这样的高危行业，王久良选择拍摄两家人的故事——办塑料加工厂的小老板坤一家和他的工人彭一家。他与两家人共同生活一年半，几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016年11月，电影版获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获奖评语说：“在两个家庭的谋生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这令人心酸的境况中留下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