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于杜希德先生他早年的学习我刚才说了，Haloun本人对他帮助有限，但是并不等于说英国的学术环境对他没有帮助，事实上是有的。比如Arthur Waley（阿瑟·韦利），很重要的翻译唐代文学和中国、乃至日本古典文学的英国翻译名家，他的很多译作我相信对杜先生是非常有影响的，说起来杜先生晚年他一直专注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重新考证、研究白居易的诗。这里面我想有两层，第一层就是Arthur Waley当年译的白居易的诗影响非常大，他写的关于白居易生平的著作到现在看都还是有它的价值，虽然我们今天的研究已经远远不是他那个时代，但还是有价值。另外我还想讲，杜先生实际上很早就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一般不太受到注意的，但实际上非常重要，在英国乃至于欧洲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一段，实际上中国的学术已经开始影响到西方，当时杜先生曾经想过要在剑桥念完以后，要到中国来跟陈先生念，他已经是下了决心要去，结果后来没办法碰到49年的特殊情况，他就只能转道去日本，他就跟了日本最重要的研究唐代法律、社会制度的学者之一仁井田陞，给他的影响非常大，使他能够走上一个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等以往西方学者不涉足的领域，相信这个日本学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还有一个对他影响也很大的是穆勒，就是后来和伯希和一起翻译《马可波罗行记》的重要学者。这可以说是他早年的学术导师。
另外杜先生成名很早，基本上从他念完博士不久，后来他就去了英国很有名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很快就成为教授，不久又回到剑桥，所以他在剑桥待的时间非常长，一直到他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去了普林斯顿，他早期的生涯几乎都是在剑桥度过，所以他和剑桥的学术关系也非常密切。之所以他后来会成为《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我想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也是因为他在剑桥大学对中国史研究的推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李碧妍：是不是您觉得，杜希德先生的成功是因为在一个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开始对唐史和中国史研究有一个新发展的推动作用下，他受到他们影响，或者他们在互动的情况下，才对他后来的成长或者是对他在唐史上的突出贡献，是有一定帮助的？
陆扬：
那这么说就是这几个因素都有。当时正好大家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开始落实到比较大的问题上，这几乎是在欧洲很多地方，乃至于美国很多地方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他是受这个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是很重要的推动者，实际上他本人也推动了，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我想我们不能够只是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去理解。在这之外还有整个历史研究的变化，因为他的研究受到很多西方学术的影响，比如那个时候有Etienne Balazs（汉名白乐日），很重要的匈牙利裔学者，比如法国的学者像Genet谢和耐等，通过敦煌文书都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等等问题，对杜希德影响都很大。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当时在英国剑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杜希德先生和李约瑟的观点不一样，比如李约瑟早年出版了最早的第一、二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杜先生就写过批评性的书评，所以他们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一个潮流里不同的变化。而且他在写《唐代财政》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所以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李碧妍：我们对杜先生的了解，之前他的《唐代官修史籍考》也翻译出版过，可能我一直觉得他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担任此书的责编以后，我是没有想到他会选择唐代财政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我想请您稍微谈一下，他当年选择唐代财政这个题目是否有一些缘由或个人的偏好，或是时代背景？
陆扬：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询问过杜先生，应该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推测，我觉得他选择这个题目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我的了解，杜先生很少选择一些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关键性的史学课题，他一生写的论文也好，专著也好，包括他对别人的关注、评论也好，一般都落实在重要的史学课题上。我们应该想象到在他写《唐代财政》的时候，西方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唐代社会经济的完整研究，当然关于其他断代的，比如先秦两汉或者明清，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也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在很多方面，他的研究不仅是带动了唐史、中古史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很多断代，比如他对宋代研究的推动非常大。因为你要研究财政就要研究制度，你要研究制度就要研究社会结构，这两点你是逃不掉的，这就涉及到你要了解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你才能理解财政制度是怎么落实，它是怎么变化的。正是因为他重视这方面，所以他对于后来的社会史研究有重大的影响，我想之所以之后大家都认为他做《剑桥中国史》的主编非常合适，恰恰是因为他担任《剑桥中国史》主编的那一刻，正好是西方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也特别受到重视。他恰恰在这方面对前面、后面的研究都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