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家李敬泽
任晓雯：
李敬泽老师说到他感觉和张定浩老师有气息相投之处，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李敬泽老师也是一个写作者，写过相当数量的小说。有时候我有很多疑问，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学术青年，对评论蛮感兴趣，但马上发现写评论的东西跟写作的东西在我头脑里面打架，然后我迅速地放弃了一边。在你们身上是否感觉到过这种打架的时刻？比如说作为写作者的话，他一定是具有偏见的，因为偏见能够使得他产生独特的趣味，而趣味能够形成他的风格，但是如果作为评论家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必须要放弃一些偏见，去容纳一些自己并不喜爱的趣味上的东西，试图做出更客观的一些评论呢？虽然说没有所谓纯粹的客观和纯粹的评论，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
张定浩：
我可能是失败的诗人，就把写诗的失败情绪都用在了写文章里边。我觉得在诗歌和文学批评之间，有它相似的地方，它们都需要积累。
首先说积累，诗歌需要情感的积累，写批评文章需要知识的积累。很多时候如果自我积累到足够宽广的话，所谓的偏见会消失，形成一种洞见。
其次，写批评和写诗歌都需要准确，并不是说诗歌就是浪漫的，批评就是理性的，它们都需要数学家般的精密，就跟数学和音乐之间有天然的关系一样，诗歌和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它们都需要用准确的字句。写诗歌时用准确的字句去表达准确的情感，把别人不能够表达出来的感受用准确的词表达出来，传递出来。批评同样也要用准确的字句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理解过了以后，不仅他会同意，其他的读者也会觉得能够接受你。
对我来讲，两者的不同在于，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是面对一个我要说服的人，我面对的对象是一个男性的他，我要说服他，我心里面想着他会怎么样跟我辩驳，心里面设置这样一个对立者，他一直在跟我说“你这样说不对”；写诗的时候我面对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女性的她者，是一个相对亲密的人，我跟她是一种私语式的表达，我不需要说服她，我需要的是召唤她出现。
批评家的任务：赞誉一本糟糕的书是有害的
李敬泽：
一般来讲批评家写小说基本上都是丑闻，很容易变成丑闻，你做了半天批评，忽然要写一个小说，之后拿过来看，也不过如此嘛，所以我们坚决不给大家这样的机会。
你刚刚说到偏见，其实写出来的都是偏见。对于任何一个批评家来说，他在一生中可能要克服的一个幻觉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正见被我发现”。任何批评家的观点实际上都是立足于他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经验以及这个时代非常特殊的文学风气等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才会形成他的一套东西，而这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偏见。
偏见就像人的毛病，好的毛病变成了个性，坏毛病当然就是彻底的毛病了，需要改，需要治。偏见也是一样的，确有所见的偏见，可能就像定浩所说的会成为洞见。我最近没事翻批评史，批评史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纠偏过程，永远是后边的批评家在纠正前面，结果他刚纠完前边还没有几十年，后边又有人来纠他了。这种批评观点的眼界也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在漫长的时间里相互辩驳，无穷无尽地辩驳和批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正见，可能也就偏的好一点就是了。
哈罗德•布鲁姆
苏珊•桑塔格
张定浩：
在我的印象里面，很多好的作家也是好的批评家，好的批评家本身他也是好的作家，这两个完全是一体的。很多西方的理论进到中国以后，只剩下意境，但我们其实忘记了在本土，不管是桑塔格、埃德蒙•威尔逊，还是阿伦特或哈罗德•布鲁姆，那些国外的批评大家他们本身都是很好的写作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影响了他们的母语。就像我们看小说，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情节梗概；看西方的理论，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概要，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的印象就会偏掉。我觉得在文学领域里面，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一代一代的理论家,他们提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他提供了一些创作，创作和理论是可以共存的。
钱钟书以前说过，好的理论可以共存，有了新批评派，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消失。
我们过去古典的理论，也能够与现在的理论完全地共存。我觉得好的批评家不会只拿着一种理论武器去要求所有的作家，他掌握了很多的理论。现成的例子就是钱钟书，很多人把他跟陈寅恪比，觉得他不是好的学者，但是我心里面他一直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的志向一直是文学。
《管锥编》并不是一本学者的书，它谈论的都是文章之道，谈的是人心和文心
，这是一种文学的感受力的东西，但是它包括无数的例子，它要声明一个看法，会找来无数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看法，造成的效果，一方面是让你哑口无言，一方面，几乎类似于修辞中的博喻所能产生的美感。
钱钟书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缺的一种文学批评家。他读过的理论特别多，但并没有被某种理论所吞没，相反地，他消化了所有的理论。
任晓雯：
我现在感觉批评家有时候成了表扬家——当然这不是批评家的本意，但可能因为大家在一个圈子里面，有时候评论家说出来的话和心里面想的会有所偏差。比如说我的性格，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老好人，肯定不敢得罪人，我这种人是不能做评论家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资深评论家，你们会有这种顾虑吗？除此之外，一个评论家他在性格上和素质上需要具备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呢？
钱钟书
李敬泽：
我觉得吧，你这个也是把评论家……
张定浩：
妖魔化。
李敬泽：
把这个行当也给简化了。好像我们评论家就是骂人，就是在说不好。我老说奥登年轻的时候做过书评人，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名字我忘了，是书评的责任还是职责？他有一个地方说的特别好，公众对于书评人或评论家的最大误解，就是要求他去指出坏书。但是奥登说，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从不谈论坏书。我觉得奥登的说法太对了。
为什么？生命是多么宝贵，如果我的这一辈子全用来找坏书，我还把坏书看完了，我吃下去，再吐出来，告诉你们这是坏书，你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吗？况且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世界上如果有100本书出版，其中98本是没什么意义的——也不说它是坏书——至少是无意义的书。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98本里浪费时间呢？这98本我宁可当它不存在，能把那两本书找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并没有像你那样去理解批评家的职责。
我用非常简化的说法，去说什么叫好书，什么叫坏书，但可能在实际过程中没有那样简单地判断说这本书是好书，那本书是坏书。批评家也不是检验员，我们一下看到一堆鸡蛋，能说这是好鸡蛋，这是坏鸡蛋、臭鸡蛋。没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讲，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个时代的好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艰苦的体验过程，也是艰苦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批评家可能都需要他的思维锋芒，他的战斗力，这个我觉得是我对批评的理解。
张定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