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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青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并没有很好承接并予以回应，“潘晓”的人生讨论被架构到时兴的新启蒙思潮中加以理解，即将此前青年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视为非理性的自我迷失，于是鼓励青年人勇敢告别“理想”破灭，勇敢找回自我，拥抱时代转折。问题是，祛魅是否可以解惑？找回自我是否就可以解决困扰青年人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这个深层的问题是什么？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安身立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既能适应并立足于社会，又可以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
社会有如个体的另一层躯壳，个体适应了社会或者社会化了，这个躯壳则可以保护个体免受精神层面的伤害。个体失去了社会这个躯壳或者与之发生冲突，则成为裸露的个体，其精神层面遭受创伤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当然，社会也不仅仅只是一个躯壳，社会编织的各种联结还能让个体的精神世界获得平衡与滋养，此儒家所谓“成人”。“安身立命”强调“安身”在“立命”之先，即个体与社会达成了联结，才能进一步开拓出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生活意义的建构，是需要通过个体的社会化生活作为前提的。一个孤独的个体，无以建构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以高扬个体的新启蒙回应“潘晓”们的困惑，其实是无解的。因为启蒙不仅无法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且还可能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成因。今天我们与其反思启蒙的局限，不如直接探讨现代性架构下人的“安身立命”问题。
回顾45年前的这一著名“社会—思想史事件”，目的是要讨论与今天中国知识青年相关的一个问题：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宅”？这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在表述上类似“潘晓之问”，还在于二者之间虽时隔近半世纪，但都关涉到“安身立命”这一大本大源。
在现代教育体制尤其是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个出身基层的年轻人要考上大学本科，事实上需要经历不断拔根的过程，不妨称之为“拔根型成长”，其与儒家“成人”之学大异其趣。
在乡村空心化浪潮冲击下，不少乡村小学或撤消或合并，小小学童往往需要离家宿校。小学毕业后，有幸考上县城重点中学者，一入学即进入各种赛道，目标是考上大学。而一旦考上大学，其与家乡的距离势必越来越远，关联也越来越弱。可以说，一个学生成长的过程，也是与家乡渐行渐远的过程。按我国学制，适龄学童接受义务教育，考上大学的年龄一般在18周岁左右，这也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成年年龄。可是，这个成年人在离开家乡时可能对家乡、亲戚仅有模糊印象，相互之间并无建立社会联结，这按儒家的标准来看，其实是无法“成人”的。社会学有“初级关系”之说，指的是个人早期社会化形成的关系，如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邻里、“发小”、乡亲等。“初级关系”由面对面互动而形成，具有直接、密切、深入、非正式及情感性的特点，这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社会交往的基础和社会化的重要条件。但应试教育下一门心思考大学的青年人往往被窄化为“学习机器”，欠缺“初级关系”，其社会化的基础先天不足。
本来，学校尤其大学也是青年人集聚学习、生活的“社区”
（Community）
，容易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联结。但“数字化”降临大学校园里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据说有的即使同居一室，也难得开口交流，取而代之的是咫尺之内的微信聊天；课间休息时的闹腾、追逐、嬉笑不复昨日；交谈中的辩论、同感、分歧，消失于默默地“点赞”“退群”“拉黑”……当然，所有这些现象，不过是“数字化”推动下的社会生活在作为“社区”的大学校园的一个投影。
归纳起来，一个苦读近二十载、迎来“而立之年”的知识青年，在历经“拔根型”人生赛道、“个体化”成长模式、“数字化”日常生活的各种挤压之后，其所能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不过是表面、稀疏、松散、脆弱、无深厚社会基础的一些关系。
这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化不完全。不仅如此，时下部分知识青年还认同“自愿去社会化”。“宅男”“宅女”“社恐”这一系列新创概念的流行，既反映人际关系的部分事实，又包含知识青年的无奈、自嘲乃至自矜。即便明知自己欠缺社会联结也不以为忤，如常常有人坦言“我宅啊”“我社恐啊”。时下知识青年大多不好酒，这未尝不是好事。只是其中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免与人深度交流，所以在“轻吧”喝一杯软饮料，“浅尝辄止”。近年还时闻“断亲”之说及“断亲”之举，以至“断亲”已成为一个社会学术语，并被界定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这或许可称为主动式“社会断联”。
中国社会从来不缺“关系”，“关系”本为中国社会特产。“关系”与“社会资本”不同，所以英语学界发明了新词“Guan Xi”，以区别于“Social Capital”。能否拥有“关系”，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尊卑贵贱没有直接关系，“关系”毕竟不像“社会资本”那么势利。费孝通先生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