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回顾章太炎的生平，在青年时期，他已经阅读了《华严》《法华》《涅槃》《中论》等佛学典籍。但是实话实说，他对于佛教、佛学思想的兴趣并不大，我们在《訄书》的早期版本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对于佛教影响下产生的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是有所批评的。何以由批评转向吸收，何以由蔑视、轻视转向重视，这种佛学观的转向发生在1903年。
如果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章太炎的生平，我们会知道1903年对于章太炎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36岁，因为“苏报案”而入狱三年。“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它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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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由章太炎作序，刊登于五月二十七日的《苏报》。
五月三十一日，《苏报》刊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六月八日，刊出《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
邹容作《革命军》宣传革命，章太炎为之作序，在他们的这些革命宣传作品中对清政府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抨击。比如章太炎就说过“载湉小丑”，载湉就是光绪，直接攻击了当朝的皇帝。这些革命者被清政府以乱党为由进行缉拿，但是由于其他革命者或者说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保护，这个案子没有放到清政府的衙门去审，而是放到了租界的衙门去审。在租界的审判中，原告是清政府，被告是章太炎和邹容。章太炎在一封狱中给他的朋友吴君遂的书信中说，原告“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时人孙宝瑄评价这个案件是以政府和个人对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这样的滑稽的事件。
在“苏报案”中，章太炎慷慨陈词，也非常善于革命性的狡辩。人家问他，你说载湉小丑，这是“干犯庙讳，指斥乘舆”，直接用皇帝的名字，直接骂皇上，这是大逆不道。章太炎是一个训诂学家、小学家，他说“载湉小丑”，我没有骂人，《尔雅》解释“丑，类也”，类别的“类”，我的意思是皇帝还年轻，是个小东西，这也不算骂人。在这种滑稽的往复辩论中就彻底地瓦解了清政府的权威。
最终章太炎和邹容被判入狱三年，但是这三年的监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章太炎自己当时接受访谈说，吃的很苦，每天要做大量的苦工，如果稍有反抗，狱卒上来就打，直至闷绝——就是打晕了。而且我们知道，更痛苦的不是这种外在的体罚，而是内心的愤懑，那种革命激情无法表达的巨大的积郁。邹容就是在这样一种愤懑的环境中生病，再加上可能有迫害的因素，就在狱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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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左，1869-1936）
邹容（右，1885-1905）
章太炎如何在监狱生活中获得精神的排解、心灵的超越？他当时无书可读，所以“专修慈氏世亲之书”，去研读像《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唯识学典籍。
正是在这样一种困厄之中，在巨大的苦闷之中，他在佛学阅读中找到了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
对于佛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看到佛学背后能够滋生出一种因为无我、忘我而产生的勇猛的革命力量，也开始探寻如何将作为公共性的思想资源的佛学和中国学术进行会通，来探寻中国革命、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性的哲学依据。
从1903年到1906年，章太炎经过三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东渡日本开始负责《民报》的编辑工作，进行革命的宣传。
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开始将佛学大量地纳入自己的学术思想、革命思想之中。
《齐物论释》的写作、修订和最终的刊刻，时间是从1908年到1919年。
如果我们从章太炎的佛学转向算起，上推到1903年，其间经历了16年的光阴。这一段光阴非同小可，我们可以看到从排满抗清到辛亥革命，从临时政府到袁氏当国，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护法”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剧变的16年，是各路政治势力风起云涌的16年，也是中国文化面临危机艰难蜕变的16年，更是章太炎勇猛无畏战斗在革命第一线的16年。
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有一句话：“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这句话取自传统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颇以文王自比。
忧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中国命运、对于中国文化前途的一种巨大的关怀。所以《齐物论释》并不是一部纯粹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之作，章太炎的创作，他的哲学思考，他的这种文化碰撞与会通，其中都蕴含着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心切愿。
就
像黄宗羲说的“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是他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读书人一种根本性的现实关怀，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