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阿伦特的报告，却让各方面的人都感受到了不快。她在开篇就指出，这起审判是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的一场政治秀，通过这起审判，不但可以凝聚以色列人的共同体意识，增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性，同时也可以让联邦德国的“负罪感”加深，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阿伦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照以色列政府预设的套路来观察这次审判。在后面的章节，她讨论了一系列让人不快的问题：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犹太长老扮演着关键作用，正是他们把犹太人高效地组织起来，送往了毒气室；那些反对希特勒的英雄们，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并不是因为同情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讲，很多对艾希曼的指控都是不成立的，有些事情，他压根都不知情。
这一切都让这份报告看上去像是为艾希曼做辩解，这是犹太世界集体反对阿伦特的原因。以色列需要从对艾希曼身上得到一种“整体印象”，把他塑造为屠杀犹太人的代表人物，但是阿伦特的努力，恰恰证明艾希曼不是这样的人。和对庭审记录分析平行的，是对艾希曼生平的叙述与研究，几十年过去，人们对庭审的讨论减少，而对艾希曼与“平庸的恶”的兴趣则在不断增加。
艾希曼是一个典型的公务员，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晋升。最终，他是一个初级干部，他的上级是米勒，再上面是海德里希，再往上是纳粹头目希姆莱。在受审的时候，他还为自己没有抓住升职机会而懊悔，在纳粹分子中，他是极少数“犹太问题专家”之一。他读过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过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的建国理想不同，艾希曼是从一个反向角度来理解的：犹太人和德国格格不入，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集中居住地。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一直碌碌无为，直到加入帝国保安总局。当纳粹开始清除犹太人计划时，艾希曼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
艾希曼个人对犹太人没有任何仇恨，他有一些犹太人亲戚，并且和他们相处很好。有犹太亲戚向他求情，他也总是竭尽所能满足。清除犹太人，最初是在地球上找一个地方，让犹太人都移民过去，但是这明显不现实（或者说只是纳粹最开始的一个借口），最终希特勒选择了“最终解决”这条路。
在迫害犹太人的各个阶段，艾希曼都有参与，但是，他的热情，并非出于种族歧视或仇恨，而是“我要把这份工作做好”。当他看到犹太儿童被打死的场景时，会不适、震惊甚至愤怒。不过，他很快就克服了这种不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后来，他就心安理得，甚至只有他没有履行命令时（把上百万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他才会感到不安了。
艾希曼看起来并不像恶魔，而只是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但是，一个曾经迫害了这么多犹太人的家伙，怎么能够这么正常呢？以色列组织了六位优秀的心理学家，对其进行鉴定。结果，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甚至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艾希曼让人不安的地方恰恰在于，太多的人和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他们都太正常了，正常得可怕。比如，心平气和地改进毒气杀人效率的工程师，取得成功时，会有一种正常的成就感。
艾希曼一直在强调自己在遵纪守法，甚至做到的比法律要求的更多。在纳粹德国，大多数公务员都和他一样（希特勒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可能是错的）。因此，在战争的后期，希姆莱面对可能战败的局面，想留一些知名犹太人，好和美国做交易，这种“不彻底的革命行为”，让艾希曼一度感到愤怒，认为希姆莱背叛了希特勒的指令。
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极权制度下的官僚体系内，一个公务员，可能会完全丧失思考能力，只懂得执行领袖的命令，并且认为这是爱国和勤奋的表现，他们为了晋升，甚至会揣测“领袖希望怎样”，执行到超过100%的程度。“平庸的恶”并不是更小的恶，而是更恐怖的恶，某种程度上，艾希曼比希特勒更恐怖。
